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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是我在西花厅工作最重要的时期，直至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故世。
我亲眼目睹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浊浪滔天期间政治生涯的一些侧面。我，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只能按职责做好自己份内之事。遵照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茬又一茬传下来的未成文规矩：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当然不该问的就更不能问了。因此，我虽然贴近周恩来的日常生活，但对他的高层政治生活几乎是全然无知。这连他的亲密战友、终身伴侣、与之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邓颖超大姐亦很少晓得中央发生的许多事情。
但是，即便如此，因为你毕竟生活在这样的高层政治环境之中，偶尔也会有一些事情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下，突然向你迎面而来，真是连躲也躲不掉。
周恩来的一生，他的方方面面无疑都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他可能是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养成非常严格的保密观念。就拿他办公室门锁的钥匙这么一件事来说，他规定只有三把，秘书有一把，便于他们出入办公室整理文件等；警卫人员有一把，便于清洁和整理房间；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里不离身。
邓颖超手里没有钥匙，她要进办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门告知一声再进去，这是他们夫妻间相约的礼貌与规矩。
周恩来办公室的房间不大，约三十平方米。当你推开办公室的门，立刻有一种房间狭小拥挤的感觉，因为屋子里的东西堆得满满当当，空间太小了。
办公室地上铺设绿呢地毯，沉重的玻璃书柜摆在东西北三面墙前。室内有两张铺有绿呢台布的办公桌。一张普通的大办公桌朝南临窗摆放，桌上放了许多文件、文具等办公用品，有一个老式铜座绿色灯罩的台灯。这张办公桌的右侧几案上摆了三部电话机。
另一张办公桌，是一张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长条形会议桌，沿房间东西向横放着。它几乎占居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任何人推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张醒目的、堆满文件的长条形会议桌。桌上的台灯是自制的，有两个20瓦日光灯管。早先因为办公室里秘书多、分工细，故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方安装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总理呼叫各位秘书，“文革”开始后，秘书逐渐减少，最后只有两个人，这排电铃装置也失去了作用。
长条形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文件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会议桌的东头留了一点空间，周恩来常在此进餐或接待个别来访客人在这儿谈话，放置茶杯等物品。时下人们常说“文山会海”，周恩来办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说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来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还有外事活动等，而家里每天又有那么多文件等着他亲自来批阅。他能不忙不累吗？！
那张临窗办公桌的左手侧放着一个扶手小沙发，那只是一种摆设而已，很少见他坐在这张沙发上休息过。
“文革”初期，因为周恩来多次发作冠心病心绞痛，后来在办公室的西北角安放了一张木板单人床，供他躺在那里小憩，充充电、养养神，或是午睡片刻，以及心脏病发作时卧床休息、服药、作心电图和吸氧气时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单人床的功能慢慢地发生了演变，床上没有了被褥枕头等卧具，而是堆满了文件。原因很简单，就是周恩来没有时间躺到单人床上去“充电”！
周恩来工作常常因过度劳累而使他感到胸部憋闷不适。他常感到房间里空气不够用。其实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心绞痛的表现，这是经心电图检查一再证实了的，但他不肯，确实也没有时间专门躺在床上休息吸氧气。在专家指导下，我们自行设计了一套“土造”中心供氧装置，通过曲折的管道系统将氧气直接输送到他的办公桌旁。周恩来在办公室里不知不觉地边办公边吸氧，这样，保证了定时定量供给氧气，亦减少与减轻了冠心病的发作。
我在周恩来身边十年，他有永远开不完的会，真是白天晚上一个接一个的会。参加会议的人员、陪同周恩来出席会议或接见外宾的领导人都来自不同的单位及部门。他们一批又一批的轮着来，唯有周恩来是一个人坚持着！
周恩来一回到西花厅，那张长条型会议桌上的“海拔”永远不会降低的“小山包”，总是等着他去批阅处理。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是细致认真。仅我所见周恩来批阅有关卫生工作的一些文件、领导人的病情报告等，文件上满纸都有他红蓝铅笔的划杠、圈点与批注，更不要说其他重要文件了。周恩来就是这样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秘书们说，凡是机要部门送到周恩来办公室（“文革”期间改称“总理值班室”）来的文件，只要封面上写有“周总理亲启”字样的文件，秘书一律不得拆封，必须交周恩来亲自启封处理。他阅读与处理完那些“亲启件”后，亲笔在信封上写“退XX同志”，并亲自将文件封好。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些领导人则授权给秘书，他们可以打开并阅读这类“亲启件”，起码能帮助首长“过滤”一下这类“亲启件”，看看是否一定要首长亲自处理，那样起码可以节约时间，亦少消耗一些精力。但周恩来不许这样做，谅必有他的道理，决非我辈能理解得了，亦非他不信任身边工作人员。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期间，我明白自己只是个保健医生，不是机要工作人员，职责明确、绝不含糊，对上级领导有关“三不”的纪律教导时刻铭记心头。
但是，有时也会遇到这样一些尴尬的情景：比如当周恩来在办公室按电铃招呼人时，恰好身边其他人员临时忙别的事情去了，我在值班室听到铃声不得不权充“替补队员”立刻进办公室应召。
进房间后，我有意站在同办公桌稍稍保持一点距离的地方，避免能看清桌上那些标有“机密”、“保密”、“绝密”和“亲启”字样的信封与其他已经启封的“红头文件”。这里毕竟是机要重地，所有文件我都不该知道。我为的是“火烛小心”，怕的是万一丢失了文件、暂时找不到某一个文件，或者是“泄了密”，我很可能首先成为“嫌疑分子”。
“你站这么远干什么，想避嫌啊？你在我这里工作，我是信任你的嘛！”周恩来一见我这副“模样”早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用和缓而略带批评的语气说。
有时，周恩来在办公室里向我交办工作，此时恰好电话铃声响了，或者是总理临时叫秘书进来交代工作，每遇这种情形，我赶紧离开办公室。
“哎，你的事情还没有完嘛，不要忙着走开，我有不能让你知道的事情，会叫你离开的。”总理表示理解地说。我只好站在原地待命，你不想听也得听。
是啊，周恩来一看就透，说话一针见血。周总理和邓大姐确是信任我，否则也不会同意我到西花厅来工作。可是，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自己的职责始终只是保健医生而不是别的，切不能因总理对自己的信任，我就在办公室里随便起来，松懈了“保密纪律”。周恩来的办公室无疑是机要重地，连邓颖超都没有一把办公室门锁的钥匙嘛：我怎么能随便靠近办公桌，任意扫描堆放在桌上的那些标题醒目的“红头文件”呢？
同样，我认为能够将电话直接打给周总理的，肯定不是小人物，也不是小事情，决不是一般家庭电话，老朋友间“道安”或闲聊家常。所以，尽管总理有过多次交代，但我决不会忘乎所以，以后再遇到同样的情形，我宁愿挨他的“训斥”，也不敢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呆在那儿听他跟人通电话。
我依旧每每遇到类似情形，照旧马上离开办公室。周恩来的工作那么忙，事情千头万绪，万一他一忙乎却忘了这档子事儿——他身边还有我这么个人“戳”在那儿，他同别人通电话的机密内容，一不留神就让我听见了。他可以对此并不介意，可我就不该这样做了。自然，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都要靠自己动脑筋，灵活处理现场情况。周恩来在办公室里通电话，我任何时候都应当回避，除非总理吩咐要我呆在那儿。
我不能为这些小事情每次都要等总理发了话，我才走开啊。我是组织上委派来照顾周恩来的，不是来给他添麻烦的。我应该对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顶多挨他几句“训”就是了。何况，邓大姐在我初来西花厅时就交代明白：“恩来的工作太忙，他的脾气急，有时他说你几句，你也别往心里去”我的言行应当符合她的要求。
不过，请大家千万不要对此产生丝毫误解，以为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成天战战兢兢的样子，那岂不成了人们常说的“伴君如伴虎”了吗？其实，我这儿仅仅是说自己在初到西花厅工作时遇到的那种“特别情况”之下的心理状态及处事方式而已。
一个初来乍到，不了解党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生活，不太熟悉西花厅情况和处事“规矩”的我，会遇事紧张，小心谨慎也是很自然的心态。这或许是自己神经过敏吧？那些在西花厅工作有了年头的“老资格”们决不会像我那个样子。不然，天天事事处处大家都那样紧张、疑神疑鬼，还叫人怎么活啊？！
“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把我也搞得紧张了。”对此，周恩来曾这样说过我。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为适应西花厅的工作环境，我渐渐改进工作方法，再有老大姐和周总理值班室老同志的帮助，处事“稳重”了一些，不再那样自己紧张、让周恩来看着也紧张，工作亦比较顺利一些。不然，你能在西花厅呆十年吗？
“文革”初期的一天上午，周恩来同平常一样，起床后到卫生间洗漱，警卫人员去忙于准备早点等事，我随侍在侧。
“昨儿夜里睡好了吗？中午不出去了吧？”邓颖超关切地问周恩来。
“”周恩来没有吭声。
其实，邓颖超由值班人员工作记录本上早已了解这些生活情形，她也从秘书那里知道当天的工作安排。
“我已让老桂（厨师）给你准备了虫草炖鸭子，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一顿饭了，今天一起吃顿午饭吧。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跟你呀，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没等邓大姐往下说完，周恩来有点不耐烦了。
“哎呀，你在说些什么啊？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就是了。”话音刚落，恰好秘书敲门进来向周总理报告工作，我随邓大姐离开卫生间。这时，邓颖超在刚进卫生间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不高兴地回自己房间去了。
当时，我在一旁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同情邓大姐，有点埋怨周总理，邓大姐诚心诚意一大早到卫生间来向他“问早安”。她希望老俩口见了面能在一起好好呆一会儿，说说话，一起吃顿午饭。她想营造那种温馨的家庭气氛，才没话找话的说了这么几句极平常的玩笑话。
周恩来成天忙于工作，白天常去国务院、大会堂、京西宾馆或钓鱼台等处开会，参加外事活动或是找人谈话，很少在家里办公。他起床后只要一离开西花厅，大多在后半夜，甚至第二天天亮才回家。大多数情况是，周息来忙碌了一天从外面回到西花厅已是深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