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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款步走向舷梯旁，同谢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其时，中方领导人队伍中十分引人注目地缺少了一位重要人物——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
彭真在“海内”工作人员心目中视他为政治局“常委”。按以往的惯例，像这样重要的外事活动场合是少不了他出面的。彭真是中国共产党在“反修”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物，他的地位相当突出，所以，在这么重大的国际与党际外交场合，他的出席与否已经不仅仅是“应景”之事。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国宴款待阿尔巴尼亚贵宾。此后的会谈、文艺晚会，以及5月初周恩来陪同谢胡到外地去参观访问等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中，始终没有看到彭真出席。这一异乎寻常的征象正向人民提示着一个信息：一场使人心悸的急风暴雨即将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
此时的我，已经在中南海西花厅这样一个政治上敏感的环境里工作近半年了。这儿的纪律很严，同事间没有人议论尚未公开的党内任何“机密”，我初来乍到，在西花厅的资格还嫩了点，自然不会知道党中央“领导层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和大多数北京老百姓一样，对正在悄然而起的“史无前例”的动乱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我更不会想到日后发生的这场“文革”灾难，使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严重的冲击，社会动荡不安，国民经济遭受破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持续时间会长达十年之久！
这场动乱发展势头迅猛，波及面广泛，不少干部和群众遭受异常残酷的迫害使我惊悸不安。我所崇敬的老首长、老领导，或是敬重的老专家突然间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对此，我始终处在不理解、接受不了、无法面对从而陷入忧心忡忡和无可奈何的痛苦之中。
但是，这一切又都是亲见、亲历与亲闻的事实，并不是道听途说。同事之间每当碰到自己解释不通的问题时，相互间只用一些中性词，如“不理解”、“跟不上形势”等言辞敷衍搪塞之，不敢正面议论。偶尔找自己认为“可靠”的、不会被“出卖”的知心朋友，如老战友、老同学在一起直抒胸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避人耳目，小心翼翼地找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去议论或者发泄一通“牢骚”。
我们这一代是属于“一切听从党安排”、跟党走到底的人，在“文革”中被批判为“驯服工具”。我们政治上比较幼稚，对于党内斗争，尤其是党内高层政治斗争，缺乏一定的认识，因而一旦政治风云骤变，便难以面对不知所措。
比如，1953年3月5日，我在上海卫生干校校园里温课，突然听到人家说：“电台广播斯大林逝世了”，尽管事先从报纸上得知斯大林病重的消息，但还是把我吓了一跳。这消息明明是真的，我却不信，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但是，校园里的大喇叭很快不停地播放国际歌，以前每当听到这个曲子总有一种庄严感，此时听到电台播放这个乐曲却有一种哀婉、令人伤痛的感觉，并使我若有所失。我禁不住两行热泪扑簌簌的滚落下来，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样。那时，哭斯大林的人何止我一个，整个校园里哭声一片！”
为什么？斯大林同我有什么关系？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面对着二战以后“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严峻局面，这个世界需要他的智慧、权威和统帅，不能没有他，要不然，这个世界还不乱了套！这，就是我，和与我同代人的信仰！
因此，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怀有更深的感情并不稀奇。我不认识彭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但对他却极其自然的怀有深深的敬意。
在“文革”前夕，彭真身处逆境，面对惊涛骇浪的时刻，仍敢于大声地喊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八个字。这确是代表亿万正直的中国人民喊出的心声！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坚定地捍卫真理的呐喊声，令我敬佩不已，永生铭记心中。当初，我看到报纸上批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正确观点时，我内心是拥护彭真的观点的，但没有勇气公开跟着说，更不敢响亮地跟着他那样喊。看来，伟人毕竟是伟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彭真重新恢复了工作。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后来又直接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可以看得出来：彭真在将进入高龄老人的时候，用拼命工作的精神来弥补那已经丢失的宝贵时光。他为我国建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希望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访华时，我知道彭真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没有离开北京，因为他的保健医生与护士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从没有听说他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党政第一把手等职务有何变动或被免除。此时，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接待重要外国贵宾来访活动的重要场合，见不到彭真出面，不合常理，不可思议。更何况，同年2月，彭真和陆定一等人出席毛泽东在武汉召集的会议，讨论那个后来被称之为“二月提纲”问题，时间不到两个月，怎么会
那时，我奉卫生部保健局之命作为陆定一的保健医生随同去武汉。因陆定一的健康状况不大好，患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慢性心房纤颤。出发前，我们组织心脏病专家给他会诊，提出诊疗方面的建议。
陆定一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赴武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同机前往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几个“笔杆子”。彭真、康生等人也先后抵达武汉。大家同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百花”大院内。陆定一住的是“百花一号楼”，这是我熟悉的一所房子，我曾随董必武在此住过一段时间。
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文革”高潮中人所共知的，遭到口诛笔伐的所谓“二月提纲”。这是后来的事了。
到武汉时，正值初春季节。北京尚是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日子。然而地处长江中上游的武汉三镇已是春光一片，原野里洒满了滋润的绿色，散发出浓郁芬芳的泥土气息。美丽的东湖宾馆大院里亦是郁郁葱葱。这样的自然景象从直觉上给人带来一种春回大地、勃勃生机、暖融融的舒适及欢乐祥和的感觉。
住在东湖宾馆大院里的首长们，每天到院子里散步，沐浴在北京少有的和煦春光里。当然，在表面上看来高层领导人之间气氛融洽。其实，上层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可是，这个时候有谁能够感觉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孕育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呢？
以前，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内临时设立的医疗保健室值班时见到过身材魁梧的彭真同志。这次有幸在武昌能见到年过花甲、气宇昂然的彭真和身材匀称、面貌清秀、待人亲切的夫人张洁清同志，与他们的随员一同到户外散步。
“你是张大夫？是北京医院的？”张洁清同志主动问我。
“是，我是北京医院内科医生。”我简单地回答。这是我第一次同她讲话。
“听你的口音是南方人？南方什么地方？”
“我是上海人。”
“上海人都聪明、机灵。”她夸着“上海人”，我未敢吱声。
彭真同志的医疗关系在北京医院，他的保健医护人员是我的同事，彼此都熟悉。她大概是从身边工作人员那里得知我的姓名，领导人见面彼此打招呼，边散步边说话，一切都很正常。不过，从未见到康生同彭真、陆定一等人一起散步。那时，我只知道康生是个“大笔杆子”、“党的理论家”。他大概忙着写文章没有时间到户外来活动吧？我自然不可能会有别的想法。
住在东湖宾馆期间，偶尔在院子里遇见康生；只见他严肃、冷峻、少言寡语，一副不好接近的神态，同彭真和陆定一他们那种和蔼可亲、平等待人的态度相比，迥然不同。1972年初康生患病后，周恩来到钓鱼台8号楼去看望他，我常跟随左右，有机会见到康生，但从未与他说过一句话。
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康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经常参加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组织。在许多场合，康生的讲话显得特别“左”，根本无法让人理解。我清晰地记得他在多种场合说过：现在，无论哪一个地区、工厂、机关或部门，凡是那里共产党员多、劳动模范多、共青团员多，这些地方受刘少奇的“黑修养”（《论共产党员修养》）毒害就深、保守势力就大、运动的阻力就大，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自己不革命也不让别人革命！你们要勇敢地冲破这些重重的阻力，造他们的反，自己解放自己！康生用他那改变不了的浓重山东口音一个劲儿地煽风点火，鼓动造反派起来“革命”，唯恐天下不乱。我听了他的讲话，心里感到别扭，很不舒服，觉得他哪里有点“革命老前辈”的味道？亏他还是个党中央领导人呢，他是要把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都搞垮，真是难以置信。
在同一个会场上，周恩来的讲话总是与“中央文革小组”那一伙人唱的不是一个调。他讲话离不开“团结”两个字。他从不轻易给哪一个组织或派别贴上“革命”还是”保守”的标签。他常说：我们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要理论联系实际，都要学习对方的长处，不要互相攻击、乱扣帽子、随便说人家是“保皇派”，这样不好嘛！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我相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都愿意进步、愿意革命，你们要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这些是周恩来在“文革”动乱期间，接见无数次造反派中常用的、典型的语言，听了顺耳、叫人舒服、令人信服，即使造反派心里不服也没辙。
不过，我在武汉时绝对没有想到过“中央领导层”出了什么新问题。他们白天到毛泽东处开会，晚上看电影，也有到毛泽东住地参加舞会。到达武汉后，只要毛泽东那边晚上有舞会，陆定一处又能离得开，我总不放过看看毛主席的机会。但我未看见彭真、陆定一和康生等领导人一起到毛泽东住地参加舞会或看电影的情景。只见过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人到毛泽东处作陪，可能是出于礼貌和尽地主之谊吧。
在武汉期间的一天上午，湖北省委有几个领导同志（不是王任重书记，亦不是张体学省长）到东湖宾馆看望陆定一同志。因为，当地有关人士对“八七”会议会址和参加者的情况说法不一，他们知道陆定一是“八七”会议参加者，他们相信陆定一能帮助他们搞清楚。陆定一等人看了两个地方，来到其中一处二层楼上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他向地方领导人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