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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大橘子，洗净后搁在一个碟子里放进玻璃橱，准备在后半夜给总理吃。
吕正操来到我们工作人员值班室，进门后靠放电话机的二展柜旁坐了下来，他一眼便看见了玻璃橱内那个大橘子。
他倒好，毫不客气他说：“我也造总理一个反！”他说着话，站起身来自己拉开橱门拿着橘子剥皮就吃。
哎，我心想，真有你的，吕部长，你一点也不客气！真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啊。他刚好吃完橘子，总理就把他叫进办公室去谈铁路交通中断等事儿去了。毛泽东请来了那么一大批客人，北京市前后接待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这个庞大的数字造成铁路、交通、车站、码头拥挤堵塞，不堪重负。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门叫苦不迭，即使放下所有其他的运输任务，亦难完成这个巨大的超负荷运输任务。于是，各地方交通运输部门与铁道部纷纷向国务院告急，情况汇总到西花厅，把难题交给周恩来处理，而周总理又怎么办呢
“一月风暴”后的夏季开始，北京成立了所谓的“揪刘火线”——中南海四周插满了标志各造反派组织的红旗，数十万人在这里安营扎寨，把党中央办公重地围个水泄不通；口号声、呼喊声、歌声与锣鼓声日夜喧嚣闹腾。
西花厅的位置紧挨着中南海西北角围墙内，周恩来一天劳碌了十多个小时，眼看天亮前正要进卧室去休息，也该是造反派们掀起白天上午的第一个高潮，就是叫你周恩来没法睡觉；或许这也是“中央文革”整周公的一种手段吧？
第四节
随第一位保健对象董必武视察湖北，
轮船航行在长江三峡，半夜三更董老
关心世界乒乓球比赛；陪同胡志明上
黄山，发现山脚下躺着一只豹
我进中南海服务的第一个保健对象是共产党的元老董必武。实在是太幸运了，尽管在董老身边的时间不长，但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至今仍十分清晰。
这位老人家才高八斗，是属于学者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品德高尚，性情温和，脾气极好。而且他的夫人及子女等亲属都能平等待人，使我在他家愉快和顺利地工作了一年，让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老革命家。
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和南京等地同周恩来长期合作共事。
1949年，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后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俩有着极其深厚的革命情谊。董老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董老家的一年，对我后来在保健工作岗位上没有出什么大错，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这几十年，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
董必武居住在怀仁堂东侧的一所四合院里。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自南往北一顺儿共有四个建筑格局相仿的院子。一号院住的是李富春与蔡畅家，二号院为谭震林家；三号院是邓小平家；陈毅一家居住在最后的四号院。周恩来与邓颖超居住在那长夜灯火不灭的西花厅，因而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地方。
随董必武视察湖北，使我第一次开了眼界。看到中央领导人是如何接触群众、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作出结论，以及如何指导当地干部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时，使自己养成长期随首长出差在外地生活，既做好本职工作，又要抓紧点滴时间学习。以至到了80年代末，我仍是一年之中有半年以上随首长生活在外地，直到离休为止。
1965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深夜里。
“咚、咚、咚！”忽然，有人急促地敲我家房门（当时住东交民巷北京医院宿舍）。
“张大夫在家吗？快起床，到办公室去，叫你出差去。”来人低声说道。
“知道了，你先走，我马上就去。”我听到是医院总值班室一个护士的声音，我答道。
我急忙穿衣起床，洗漱后赶到了总值班室。
“你赶快准备一下衣服和生活用品，带上出诊包，去南方出一趟差，中南海警卫局的老滕会与你联系，他与你一起走。”值班同事这样说。大概出于保密原因，传达任务的人只是说“去南方”，没有讲具体到什么地方。我不便多问，立刻回家准备东西。我刚走到宿舍门口，走廊里的公用电话铃声响了。
“你是张佐良大夫吗？”我拿起电话机，听到一个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人在问。
“我是。”
“我姓滕，是警卫局的。我们一起出差去。我正在联系飞机票。看来，这深更半夜的飞机票不好买，要是买不到机票，我们只好坐火车走了。你就在家等消息吧。”他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这位姓滕的山东人在电话里仍未说要去的具体地方。我想不管他去东南还是西南，终归是南方。
时值严冬季节，除了两广和福建之外，都不会暖和，只有多带一些衣服保险。妻子起床帮我找出一只旅行袋，那时的行李简单，除了带几件换洗衣服、肥皂毛巾、牙刷牙膏和几本书之外，连袖珍收音机都没有。岳母也忙着起床煮了水扑鸡蛋给我吃。四岁的儿子睡得正酣。家里人懂得保密规矩，没有人问我去哪里，去多久和干什么事情之类问题。我收拾好行李，吃完东西，在房间里坐等消息。不一会儿，走廊上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张大夫吗？”
“我是张佐良。”
“今晚搞不到飞机票，明天也没有把握，上面要求我们尽快赶去，我怕误了事，只好买了两张火车票，我现在就来接你。十分钟后，你到东交民巷派出所门口等我。你要多带几件衣服，听说那边也不暖和。”从这个山东人说话的情形可知他对北京医院这一带地方非常熟悉。估计他经常出差，知道各地季节气候和衣服穿戴情况。不过，他在电话里仍说的是“那边”两个字。如此看来，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安全的警卫局，也就是公安部九局工作人员的警惕性之高，保密纪律之严，我甚是佩服。我辞别家人，拎起行李下楼朝胡同口走去。来到东交民巷派出所门口、夜深人静，路上车辆稀少，从中南海到北京医院宿舍只需几分钟汽车路程。只片刻工夫，我看到由西往东疾驶而来一辆小轿车，车到跟前，见是一辆苏制伏尔加，前面挂着白色牌照。汽车停住后，走下来一个瘦高个儿。
“你是张大夫吧？咱们快上车走吧。”来人说话口音及语气同电话里听到的一模一样，没有错，是警卫局的老滕。我们上车后，汽车向北京车站急驶而去。汽车将我们直接送到车站站台，只见列车员站在车厢旁，旅客都已上了车。我跟在老滕身后赶紧上了那节硬席车厢，车厢里已挤满了人。列车员帮忙引我们找到了座位，三个人的座位坐了四五个人，旁边还站着人，脚跟前还堆放着行李，待我们坐下后，连腿都伸不直。
“今天买不到飞机票，这是去成都最早最快的一次列车，费了不少劲才买到两张票。领导上要求咱们尽快赶到董老那边去，详细的情况到那边就清楚了。”他轻轻地跟我既介绍情况又解释着。
从老滕口中得知，我们要到董老那儿去。“董必武”这个名字令我肃然起敬。董老在我心目中早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我同老滕初次相识，不便从他那里打听太多事情，再说，在火车上说话也不方便。所以，只好他说什么，我听就是了。
我们从北京经郑州，沿陇海路往西经宝成铁路蒙头转向地坐了几天几夜硬席车厢。这是我大学毕业从上海到北京乘火车长途旅行以来，平生第一次乘这么长距离的火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宝成铁路沿线通过无数的隧道，且每一个隧道都比较长，火车在洞里发出轰轰隆隆巨大的声响，真有震耳欲聋的感觉。由此想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要修筑一条长距离的铁路，特别是在地形条件复杂的地区施工，使交通发达，物流其畅，不仅投资可观，而且人力、物力与财力消耗巨大，是何等的不容易。
车厢里人多，拥挤得好比香炉里插满了香，烧到最后剩下的香头东倒西歪，加之列车行进中的颠簸，人们随惯性摇晃前进，但没有一个人因站不稳而跌倒。车厢内十分拥挤，活动很不方便，我除了吃饭，不敢多喝水，以此减少去洗手间的次数。有时即使憋得难受，也只好硬坐着不愿动窝。车厢里人多，行李多，空气太糟糕，什么味儿都有，令人难闻憋闷。由于久坐不动、下肢血液回流不好，使两条腿肿得厉害，由脚脖子肿到近膝关节处；双腿发麻、发木，犹如失去知觉一般。
我们就这样晕晕乎乎，摇摇晃晃，好不容易熬到了成都车站下了车。
“首长他们已经到重庆去了，你们赶快乘火车去重庆。我们己同那里联系好，他们有人到车站接你们。”四川省交际处派来车站接我们的人这样说。
于是，我们又乘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火车开动时已近傍晚时刻，虽说仍是硬座，身体已十分疲劳困乏，但这次列车车厢里旅客少，乘客都有座位，感到轻松了许多。
我因旅途劳顿，睡眠不足，吃饭没有胃口。我们去餐车上胡乱地吃了点东西，记不清吃了些什么，但有一点令我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四川菜不仅辣还有麻。我素有结肠过敏，这一顿饭，食后“两头”不好受，令我以后不敢“恭维”。餐后回到座位休息，可以伸直腿，闭目养神，如四川人常说的“安逸”了。
第二天上午列车到达重庆车站，市委接待处来人将我们接到潘家坪招待所住下。3月份，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重庆的春意亦不浓。人说“雾重庆”倒不假，刚到重庆见不到太阳，老天不开眼，阴沉着脸，不时地飘着靠靠细雨。汽车进入潘家坪招待所，只见一栋栋青砖灰瓦、朴素大方、小巧玲珑的别墅式小楼分布得错落有致，别具一格。院子里树木花草郁郁葱葱，散发出芬芳，沁人心脾，比满天风沙的北京要好得多了，令人感到快意。
“接待人员安排我们紧挨董必武居住的那栋别墅旁住下；为安全起见，他们已将两栋房子间的走廊门锁上，有便衣巡逻哨。楼宇间以花坛、曲径和低矮的栅栏相隔。我和老滕住在同一间带卫生设备的宽敞房间里。
南方气候潮湿，客房内墙壁和地板都用木质材料装饰。室内陈设简单实用，两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子、两只小沙发与一只茶几。房间里有一股木质家具或油漆挥发产生的特别气味，但不算难闻。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房间里连收音机都没有，但那个时候，恐怕也算是“三星级”宾馆了。
我将自己的吃饭家伙，旅途中一直不离身的出诊包与旅行袋里的衣服及生活用品等取出安放好之后，坐到沙发里小憩。茶几上有服务员特为我们泡好的清香绿茶，我边吸烟。边品茗，边思忖着午饭后去看我的老同事、朱德委员长的保健医生顾英奇（后任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全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我听说，是他向领导出主意要我来重庆到董老身边工作的。
这是我第一次出差到外地，到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我还不了解情况，不懂得规矩，我的同屋老滕虽是一起来的，他未必了解当时的详细情况。我没有，也不便向他询问朱德委员长住在哪一栋楼？也不敢到院子里四处乱跑和瞎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