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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3岁结婚，破相的手，很多人都不愿娶，后来找到这位（吕水可先生86岁），他大我17岁，死了前妻，40岁娶我，带着三个孩子来，我都一一给他们照顾成人。
日本军的侵略给我很大的伤害，我在中国金门为了逃避日本入侵而南下见父亲，没想到见了父亲，团圆后又遭到日军炮弹攻击，失去父亲是对我的一大伤害。我对日本人是痛恨的。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5日。
叶尚友
217． 蒙难者（投诉人）：
叶尚友（S。 A Yap），男，1920年10月生。现在住在112，Weshart Road。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是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即叶祖诒。二战爆发时，他们也属于筹账会的人，我当时在该银行就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3）
1942年2月15日，我藏身在樟宜平仪学校，躲避日军。之前也曾经避难到印尼，回来后家人安排我去樟宜。这一天，终碰上屠杀队，听说许旭林路有过大屠杀，更令我忧心忡忡，当我走近菜市（地名，现称勿洛菜市）某个近樟宜的庙，上山坡时，果见日本军队押人上来，我听到脚步声，赶忙躲入茅草堆里，不敢声张。后来听说那辆车上人全部被送至樟宜海边屠杀了。
隔日，日本宪兵队的“生死官”来检查我们的身份，白天我住在平仪学校，这所学校也属于许阿仑园主家范围，轮到我，日本宪兵正犹豫是否要签押生死布条之际，另有一位斯文人大声喝我走开，把我送去一处集中营。
离开集中营后，回到村里，有一日，一位长胡子的好像朝鲜人模样，很粗鲁的一个人，叫我们去捉鸡，捉到后献上，那位粗鲁的士兵挥刀斩鸡头，连我的手指也劈去。
过两日，我去防空洞寻找银币包，因为手臂中毒而肿胀，差点儿送命！幸好这时候，遇见一位逃难的的士司机，他好心开车把我送去交给一位中医，以香枝烧除毒疮，肿才消退，手臂才慢慢地康复起来。
十天后，我回到坡底的万兴利银行工作，方才听说银行有一半职员在检证中被日军杀死。林文庆的儿子，也是被日本兵残害而死的。
我个人所知道的、印象较深刻的几件日军屠杀事件有： “谦美”米业，九八行老板阮世方，阮世方的女婿陈书源被杀害了，“谦美”的经理叶炳炎，日本兵押他们去一号货舱海边，要砍首，他逃了出去，现在已病得不能说话了。
永芳园避难所里有一个人，被令去捉猪给日军，后来被日军诬告是间谍，要斩首，斩首时他低下头，没被大刀斩到，却被斩去一边手臂。30年后，我见他在福建街附近，即“明珍”隔壁的一间香烟店卖烟，生活十分潦倒。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0日。
蔡大善
218． 蒙难者（投诉人）：
蔡大善，1932年出生，原籍福建漳浦。现在住在BLK 28，Jalan bukit Mera楼下超级市场附近。
投诉内容： 我今年77岁，属鸡，来新加坡已67年，10岁那年南来的，战争爆发时约21岁。
有人诬告我是抗日团分子，是卖花队队员。出卖我的人叫陈受丁（译音）。此人曾来找我，我不在家，便把我父亲捉去拷打。我妻不忍心，便叫我去找陈受丁讲道理，把我父亲换回来。
过了不久，暗牌（便衣警察）到我家来搜查，查到一本书，书中因有“爱国旗，国旗飘扬”的字眼，他们就冤枉我是抗日分子，藉口逮捕了去，把我押到丹戎巴葛香烟厂，以前叫和昌路，现在已改为儿童病院的地点，当时的日本驻军部队是10356号。
日本兵两人轮流拷打我。他们用斧头柄打我背部，直打到不支倒下去，要我供出抗日分子名单，我答不出，便持续又打又问，打累了，关入牢狱。拷打了两日，第三日便灌水： 用水喉灌。灌到昏过去，方才稍停，又用脚踩到涨肚上，让水从口倒流喷出，接着问： “招不招供？”不招又灌水，如是者反复又灌又问，不答便用巴掌打，并且骂人。
日本兵问我什么色（籍贯）人？答： 福建人，给他看通行证。又问我是真的吗？答是真的。
第四日，我妻子去找“大暗牌”帮忙，大概通过那位人士打电话给日本军部讲情，我终于在一星期后从鬼门关逃出，释放回家。
我被放出后，便不敢再往甘榜峇鲁，逃去福山（现在的红山）妈祖宫，里面有位阿伯叫沈添国，懂武术，他治疗我脸上的香烟疤，又治愈我背部伤痛。不过，仍留下许多后遗症。
我的背伤经常发痛，吃药很辛苦，又尿失禁，换了六个医生，也无法治好尿失禁。我眼睛被他们打的积伤，常常泪眼一片，朦查查，三年前已几乎失明，我现在没有办法看清楚东西，凭一点模糊轮廓知道你坐在对面说话。
讲到日本我就恼。那些去日本工作玩乐的人，是不知日本人之可恶。那些日本兵诬告我唱什么爱国歌，随便假借证据，冤枉平民老百姓，我并不是畏罪（因被诬唱爱国歌），而是为了父亲，“自投罗网”，我是代父受罪而入虎穴。
我认为我父亲当年是因为捐款给筹赈会而遭到逮捕。
我姑丈住Dover Rd附近，过去叫ABC酒厂，那一带日本兵活动频繁，白日值班，晚上出来肆虐妇女。姑丈家的房屋出租给一对夫妇，男人被杀死，日本兵抢夺了那女人强奸，后用日本刀刺死那个少妇，那女子貌美，还在新婚期间，日本兵十分残忍，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
我有11个子女，9女2男。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5日。
219． 蒙难者：
陈福来
陈朝根，男，40余岁
陈福裕，男，8岁
陈玉枝，女，7岁
投诉人： 陈福来，男，1936年生，现在住在BLK 95#07770，momwealth Drive。
投诉内容： 我只记得是在1942年发生的事。我当年有6岁，住花拉路的阿答屋，同住的有父母、兄弟6人、姐妹3人，我排行第四。阿答屋中共住两户人家，隔邻是我们的远亲，他们家也住了10人。
当日，我人在厨房，突然，过山炮打来，是日本兵炮弹，炸落时，我们家顿时乱成一片，惊慌与哀号，炮火过后，发现我三哥被炸破肚肠，大姐严重脚伤，我身上、肋骨上也受了伤。我们邻人则击中两个小孩的腹部，即刻丧命。
混乱声中，有人载我父与我及三哥到陈笃生医院。没几日，陈笃生医院也被炮弹炸毁，我们被院方转移至竹脚医院，我三哥仍留在陈笃生医院。
我父亲在事发的第二天想到陈笃生医院探视三哥，遭到日本军人半路拦截，不准进入医院的道路。他回家后便随便骗我母说三哥已死去，母亲含泪度日，实际上是父亲不知儿子是否尚存活人间，便不了了之，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无可奈何，无处伸冤。
我与大姐被安排住入竹脚，初时，医疗人手不足，没有医生照料，只是包上白灰（石膏），在里面住到沦陷后，大约两个月，由我祖母去领了出来。领去看中医师，在丝丝街，吉宁街，一家中医药行，他们用草药敷。
陈福来身上的伤口
刚刚回家时，除去白灰炸伤，部分皮干后，浮肿，连白骨突起，由我母把骨中浓血拔除，每日清除浓血。像鸡骨那样，取出共七根，上面三根，下面三根，取出后才慢慢复原，前后经历七八个月，这位中医师没收半分钱，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若是别人一定医不好。可惜我太小，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姐则双腿溃烂，在医院中死亡，我算命大，由我祖母领出医好。
我父亲和表兄在我们转入竹脚医院三四日后，检证时，一检不回头，被日本兵不知载到何处杀害了。我祖母每提此事便伤心落泪。
我曾遭遇日本人，让他们看我身上的两个洞，他们说那是朝鲜人打的。
以前我家楼下，尚住一位老太婆，头上有一道长长的很深的疤痕，为日军屠杀时杀错手留下的最佳证据，可惜她已死去。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4日。
220． 蒙难者：
游镜传，男
游镜泉
投诉人： 游镜传弟弟游镜泉，1914年生，原籍广东大埔。现在住在BLK 163 Bukit Batok Street 11，＃07158，Singapore 2365。
蒙难地点： 武吉班让客属公会。
投诉内容： 1938年左右，日本打中国，我只身由汕头乘船来寻长兄，打算在南洋谋生，父母都留在大埔，我父母育有我们四兄弟及一妹，只有我和长兄南渡。
抵达新加坡后，我就与哥哥及一班同乡住在武吉班让九条石（九英里）的工人宿舍中。日本军入侵新加坡，由兀？纵贯大道，突击而至，事发突然，我们都很惊恐，不知如何藏身避难，只有听天由命躲在宿舍。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4）
事情发生于1942年2月14日（大除夕），夜里10时余，我们住在离客属公会不远的九条石，几十个没家眷的单身汉，被拥入的日本兵带走，到了牛山，有个农场，我们被命在农场住宿一夜。
隔日下午2点多钟，日本兵押我们出九条石路旁的石厂篱笆下，我们都知道，日本兵进入武吉班让后，他们的大本营设在石厂再过，火车桥桥底下，照估计有二三十位日本宪兵占据该地点。
4点多钟，他们把我们带去石厂边，先杀七人（我在七人中），再将剩余三人带往他处，至于什么地方则不得知，后来音讯全无，应该也牺牲掉了。
七人名单我仍记得十分清楚，他们是： 我兄游镜传，陈玉，陈和，陈榷，赖溪，黄锡元。
我哥哥本来可以免去砍头之列，他的脚有肿伤，骗说走不动，宪兵叫他离开，却又见他能行动，便又叫回来，就在铁轨旁，一刀斩下头颅，可怕极了，被害时才27岁。我们那时双手都被反绑，无法逃亡。
游镜泉后颈处的刀伤，至今清晰可见。轮到我时，也同样在铁轨旁执行，宪兵一刀斩下，我痛得昏死过去，不知人事。两天后，苏醒过来，见有两三个日本兵仍在附近活动，我惊怕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却叫我“逃”、“回家”。
我赶紧逃到附近一客家人住屋，他们给我后颈刀伤处敷上青草药。后来人家介绍我去南洋医院（在海山街），就是现在胡赐道的父亲胡再坤医生，他为我缝合了十余针，医了三个星期才医好，他嘱我千万莫告诉他人是他医好的。
我是木工，当时工钱一天约有八毛至一块，我退休至今已有六年，最后一年月薪有2000元。现与妻子同住，有五个女儿，一个儿子。
日本鬼子野蛮无理。我是一介平民，何以惨遭屠杀，希望日本政府能道歉赔偿。我长兄年纪轻轻便无辜被杀害，就算赔偿了也难平我心中常年的伤害。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10日。
谢昭思
221． 蒙难者（投诉人）：
谢昭思（Chia Chew Soo），男，1932年1月出生，现在住在BLK 4； Ghim Moh Road ＃ 12250，Singapore 270004。
投诉内容： 我父亲叫谢财善，母亲陈秀梅，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第三。1941年，日本军入侵时，我11岁，家住阿逸拉惹路的一个新芭。
12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