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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军逼供的方式令人发指，除了灌水，还用拷打等。我的家公被禁锢，在又打又饿的情形下，他因忍受不了而离开人间，那时他才40多岁。”
自张家佑死后，家人就以耕地为生。两年后，其家婆带了女儿前往中国，留下张国辉和他的弟弟自力更生。张国辉当上烧焊工人，然而他却不幸在一次工作意外时遭火灼伤腿部，由于当时医药不发达，结果导致他的脚微跛。
至今张家佑的尸体仍下落不明，为此，他的家人希望能讨回一个公道，以慰张家佑的亡魂。
（参见本节案例153）
31． 《日治时期父亲枪下死吉拉央卢永根向日本讨血债》
卢永根认为：日本当局应偿还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
（吉拉央22日讯）“父亲卢塔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期间，无缘无故被日军逮捕，并于次日遣往淡马鲁后惨遭蛮无人性的日军枪杀。虽然至今已事隔数十载，惟还是不知家父身葬何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5）
居住在吉拉央新村的卢永根对本报披露上述事件。他指出，根据家母在世时引述，先父是于1942年农历正月廿八日早上约10时左右，在住家遭一队十余人的日本蝗军逮捕，第二天送至淡马鲁后遭日军枪杀。
蒙难者卢塔，原籍福建省大田县人，遇害时仅43岁。当时，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凉郊外，离市区大约二英里。
“家父为人安分守己，以种植咖啡及水果为生，家境相当不错。死后留下母亲苏焕、二位分别13岁和6岁的姐姐，一位仅7岁的哥哥，我3岁及一位当时怀胎三个月的弟弟。”
卢永根表示，虽然当时直凉数位领袖，即苏献杯、蔡彬、邱光和卢回等试图出面营救，并于被捕次日前往淡马鲁欲与日本蝗军长官交涉，无奈当彼等抵达时已经太迟了。
他申诉，日本政府不论何时，皆逃避不了占领马来亚时所犯下的大错。这是因为当时蝗军所干的事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
卢氏亦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在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赔偿的同时，也必须公开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者阴魂道歉，以消除这场风暴所留下的仇恨。
（参见本节案例155）
32． 1993年4月2日《南洋商报》，曹盛干： 《五十一年胸口的痛》
年逾古稀的卢礼忆及全家大小活生生被日军放火烧死，泣不成声。
人生最惨痛者，莫过于眼巴巴地目睹至亲活生生地遭人放火烧死。
22岁的卢礼，甫和小他两岁的爱妻得到爱情的结晶，原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万料不到，他们一家大小，还有慈母，年幼的弟妹都被残暴的日寇所杀。
现年73岁住在北干那那的卢礼在回忆起51年前那悲痛的一幕时，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好久好久才平静下来。
他说，清晨，大约7时许，他是在前一晚听了妈妈罗娇和太太钟碧华的话，于是躲避在沙河芭的森林里。他躲避的地点距离村子大约四百公尺，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但一家五六口，都活生生地被日军放火烧死。
这个沙河芭，距离北干那那五英里，就是目前地图上所指的甘榜沙哇。
陪同卢礼接受日本历史教育学艺会访问的还有另外两名生还者，即现年63岁的阮但和当时年仅4岁的梁庆治。
日本学者一行27人来乌鲁槽拜祭殉
难华人公墓时，天地同悲，下起雨来。
阮但当时也是和卢礼躲在芭内，并没有和其他50名男性村民为日本人挖坑，所以才逃劫数。他也和卢礼一样目睹着家园在一场人为的无情火中烧为灰烬，大部分的村民在铁骑下含冤而去。在全村200多口中，只有五六人逃出生天，重见天日。
笨珍路二十七哩沙河芭200余人遭日军杀害，其中60余殉难者共葬穴。
现年55岁的梁庆治，当时只有4岁，并没有跟妈妈到沙河芭，而留在北干那那，所以也逃过劫数。他的母亲当时只有37岁，因为在沙河芭干内，所以也葬身火海。
卢礼说，沙河芭村内只有十多家，是在日治时期村民逃难时种植粮食的芭场，由于当时没有米粮，所以他们都在那里种番薯和木薯充饥。每家的成员大约十人或七八人。当时据他所知，屋内只有妇女和小孩，因为大家都以为日本兵只对付男人，不会向妇女小孩下毒手。因此，她们和小孩们，包括他的妈妈、太太，一个四个月大的儿子卢亚狗，6岁的弟弟卢亚文和4岁的妹妹卢亚娇在屋内。他们都关起了门，都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
“不久，我看见十多间茅屋都着火起来，原来日本人已经放火烧屋，接着是女人和小孩的尖叫声。”在大火中他也听到枪声，一小时后，十多间屋子已被大火夷为平地。
辣手残杀妇孺
他继称，不久，他远处看到大约有20多名日本兵离去，至于他们共有多少人，则不清楚。
他说，等到早上10时左右，当日兵离开和没有枪声后，他才敢出来，这时屋子已烧成灰烬，所有的尸体已被烧成焦尸，一堆一堆地，几乎已成灰，除了这些女人和小孩死在屋内，一些妇女在日人放火烧屋时，虽然冲出屋外，往河边逃，但无一能逃过日本兵的枪尖刺刀，都倒在河边的血泊中。
他说，整个村子有200多人，相信生还者只剩下五六人罢了。虽然，在乌鲁槽的华侨殉难公墓，只刻着60多个名字。
他沉思了一会，再接着说，这宗没齿难忘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他才从其逃出虎口的岳父钟耀和其弟钟左的口中，获悉另一件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惨剧。
原来，在早一天，即20日的黄昏，相信日兵是从布莱山蓄水池一带的山路来到沙河村。
向穴中人猛刺
贺细妹
他说，这些日本人到后，便令全村大约50名男人为他们挖地穴，每个宽约一公尺，共挖了几十个，俟洞穴挖好之后，日兵遂令这些男人把树叶铺在洞穴内，然后，令他们一一伏在洞穴内，背部向上，然后便用枪尖刺刀往他们的身上刺。
他说，他的岳父也和其他的人一样是躺在洞内，只感到颈项后一阵剧痛，便拔足飞逃，幸日兵在他逃走时，并没有开枪，所以才逃出生天。
他解释说，日兵当时没有开枪射杀其岳父，相信是恐怕枪声惊动了躲在屋内的妇女和小孩。
卢礼说，他当时是22岁，太太比他小2岁，其母亲则是45岁。
他接着说，他的岳父和岳父的弟弟都大难不死，过了四年，便双双返回广西省的家乡容县，之后，便没有了音讯。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的话，也都是百岁人了。
来自日本的日本历史教育者学艺会一团27人是在团长柳功的率领下，按址前往距离新山27英里的北干那那亲自听取在日军铁骑下受害者的现身说法。
他们一行人也在慰问卢礼过后，冒雨到乌鲁槽的华人义山殉难侨胞公墓拜祭遭日军残杀的殉难者。
在归途中，记者遇到一名受难者的家属贺细妹女士，她对日军的冷血行为，使她在3岁时便失去父爱，毕生难忘。
（参见本节案例167）
33． 1993年4月1日《新明日报》李浩财文章： 《日军活埋我全家》
（新山31日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追述起50年前，母亲、妻子、襁褓中的幼儿、弟弟和妹妹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活埋的往事，在20多个日本访客和其他人面前，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
卢礼（左二）在家中接受高岛伸欣（右一）和其他日本人的访谈。左一是北干那那居民阮但，他也是沙河芭劫后余生者。
50年前，卢礼（73岁）和父母、妻子及弟弟，为躲避日本鬼子而深入沙河芭（今甘榜沙哇，离北干那那约四英里），在那里垦荒种粮，并在那里和妻子生养了一个四个月大的男婴，但是没有料到，日本侵略军竟连沙河芭那样偏远荒僻的地方，也没有放过，而于1943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摸了进来。
当时22岁的卢礼，获得妻子和母亲密告，日本兵士在搜捕男人，嘱他暂勿回家。
“我留在山芭，不敢出去。21日早上七八点，我在山芭看见十多间房屋被大火焚烧，我听到女人和小孩的惊叫声。”
卢礼说，房舍大门被关上，女人和小孩没路逃，钻入床底，房舍被纵火时，往外逃的妇女小孩，被日本兵用枪口上的刺刀刺死，弃尸在河边。
他说，他也听到枪声，过了两个小时（早上10点左右），一切复归沉寂，他和匿身于矮青芭的父亲才敢走出来，与两三个也是躲藏在山芭里的男性（目前不知所踪）拿来锄头，掘坑把死者草草掩埋。
卧房床底焦尸成堆
卢礼说，许多烧死者的焦尸是在卧房床底下发现，相信妇女和小孩被关在房舍里时，躲入床底下，“有的一家大小十人，有的七八人，都被烧死了，烧得面目全非，认不出，我们掩埋了整十堆焦尸，大约有七八十人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6）
三天后，卢礼的岳父钟耀和钟耀之弟钟左与他见了面，彼此对至亲的被杀害，难掩心中悲痛。
钟耀、钟左告诉他，20日那天傍晚时分，日本兵命令壮丁挖掘壕沟，在地下置放树叶，当时他们不知日本兵的目的，等到日本兵命壮丁躺下约三尺宽的壕沟时，钟耀和钟左迅速爬起来，被日本兵追砍，钟耀的颈项被砍了一刀，但逃脱。
据卢礼说，日本兵没开枪，可能是为了不要惊动屋子里的妇孺，以防她们逃掉。这些妇孺，绝大多数早第二天早上被烧死在屋子里，“男人在壕沟内被刺杀后，屋子里的妇孺却不知道。”
他说，当年他和家人去沙河芭种植的粮食，主要是木薯和番薯。
询及他藏身处与烧杀地点距离多远？卢礼说约有甘兰带（1300余尺）。他猜想日军是经水塘路，从芭屋进入的。
遗骸残缺不全
他透露，钟耀和钟左已于1946年回中国去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已年逾九旬，接近整百岁了，“他们的故乡在广西容县。”
卢礼估计，日本侵略军当年在整个沙河芭，烧死杀死200人左右，虽然洋灰制的墓碑（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上的姓名，仅有60多个。
他说，1946年收拾骨骸时，许多遗骸残缺不全，“烧杀当天，许多焦尸都已经无法辨认了，有的几个拥成一团。”
卢礼告诉日本访客，他母亲名罗娇（被害时45岁）、妻子钟碧华（死时20岁，碑上有钟碧华之名）、弟弟卢亚文（6岁）、妹妹卢亚娇（4岁）、幼儿卢亚苟（仅四个月大）。
“我妻子和母亲被拉出屋外”说到这里，他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卢礼说，他母亲、妻子、弟妹和幼儿是被活埋的。
随日本中学教师高岛伸欣莅访的20多个日本客人（其中多位教师，也有大学生，包括高岛的学生请末爱砂），在时间逼促中向卢礼告辞，即乘巴士折返乌鲁槽二十一碑中华义山，祭拜“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
刚抵达义山，天即下起雨来，时为傍晚六时半，天色灰蒙，阴雨中的义山益显荒凉。日本访客一行人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