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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哲学家、社会学家不同，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的是效率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关于效率的学问。一般说来，典型的经济学家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会偏向于效率；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会偏向于社会公平。
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学奠定了它在学术领域的霸权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还原为经济问题，于是，经济学也就把它的触角伸到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哲学和社会学的领地则在不断地缩小。这样，在整个学界形成了一种以经济学为先锋的流派，这个流派因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而被一些人唤作“新自由主义”。
而郎咸平则是在“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出现的。
坦率地说，郎咸平的说法远不及他的辩论对手那么精致和有说服力，但是，他有他的价值：他向世人呼吁，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社会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与其说郎咸平是位经济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位思想者，虽然他自己更乐意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
郎咸平风暴，就是这样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华盛顿共识的中国争论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一年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位现在几乎成为资本主义传奇人物都认为，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增加政府开支这种凯恩斯主义的习惯动作虽然是20世纪大多数时期的特点，而且二战后这种趋势仍在加强，但在20世纪80年代已然不合时宜。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反向操作。而英美两国的经济成长经验，又被投射放大为“华盛顿共识”。
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同时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表现为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比较清楚的是，即使是在美国，不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许多支持美国商业模式的人认为，经济问题中的政府行为是对自由的侵犯，是对国家强制力的滥用。订约自由要求最大程度减少政府行为，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低税收是其必然结果。
“华盛顿共识”逐渐被诟病，最明显的例子是它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管理不善和腐败与“华盛顿共识”一起在近10年里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现，现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和贪婪为各种不稳定提供了渠道。
一些对自由市场观念表示赞同但同时又有所顾虑的人，对彻底市场化的观念也有很大争议。事实上这已经是一个牵涉价值判断的伦理问题，在经济话语强势的年代很容易陷入混乱和善意中的迷雾。
回看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形态与80年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差别，这种新的社会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新的逻辑，但思想界学术界过去考虑的问题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为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一次偶然事件带来了迅猛的“郎咸平风暴”，这一次大争论，有希望“唤醒沉默的大多数”，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问题化产权改革的主义之争。同时，我们可以更大胆地想像，这可能是产权改革历史上一次绝好的机会——系统整理1990年代以来产权改革的历史，重新整合和厘定产权改革的整体政策框架和法律基础，以建立全社会对于私有产权的合理预期，公平的保护企业家及普罗大众的利益和积极性。
过去一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争论，其实不仅仅关乎国企的出路，更扩散到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的一次大交锋。
经过半年之后回看，最早的“郎顾交锋”仅仅是这场大争论的一个导火线，而“郎咸平叫板新自由主义”也仅仅是事情的一个合理延伸，讨论的真正主体，随后已经慢慢变为另外一个尖锐得有点注定难以充分展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是否应重新选择？
这是一场由郎咸平发起的学术争鸣，其中夹杂着对现实利益的深刻反思，并逐渐走向一个新阶段。有趣的是，争论各方的共识里面，“郎咸平风暴”已变成了一个符号，标示了怀疑、批判、否定或者推倒重来；而反驳或肯定郎咸平，成为人们陈述观点的最便捷途径。
这种在美国也旷日持久的分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不管双方理论如何有理有据，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如果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得不到普遍认同，那么分配的争议将极大，且代价高昂，诉讼费用与犯罪可能会成为市场经济的沉重负担。
尽管错综复杂、歧见纷扰，但高度重视当前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公平性问题、并借以建立健全产权改革的商业规则和政策法律基础是稳步推进产权改革的前提和保障，应该是当前的社会共识，也是政策主轴和观察家的主流声音。公平性问题，既不仅是单方面保护弱势群体，也不仅是张维迎撰文回应郎咸平所主张的“善待有贡献的企业家”，而是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一体保护。
历史进入2005年，尽管产权改革仍然有待继续完善、推进，但是，我们已无法不正视几轮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巨大漏洞：解决严重的发展不均衡、不公平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协调发展”、“民本思想”的执政战略的高度；同样，重要的不是要不要继续产权改革，而是在法律和制度框架的规范下公开、公平的进行，在法律和制度框架未定的，应该暂缓激进的产权改革。
在国企产权改革大争论过程之中，最为活跃的一群人物，则属于经济学家，这些本来离公众比较遥远，语境以及叙述方式和日常生活都有一定距离的专业人士，在这一次争论之中，大部分都有胜任公众人物角色的表现。
有趣的是，这场辩论非常有建设性地超越了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的局限。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且是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学者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发言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服对手，而是更希望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到社会上自己的目标人群（对有些人来说，这个目标是企业家，对有些人来说，这个目标是广大弱势群体）以及政府未来的公共政策。这是一场罕见的关于重大公共政策的辩论。
由郎咸平质疑“国退民进”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引发出的产权大讨论，同样促使上至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下至平民百姓都开始正视并重视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郎咸平教授的挺身而出，因为只有充分地讨论才能辨清真相，只有充分地讨论才能厘清问题，只有充分地讨论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不需要喜欢郎咸平，同样不需要关心太多其个人生活层面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肯定无法绕开郎咸平在这场延续到今天的产权改革大争论里面的质疑和追问。
为什么是郎咸平
有人说，同样来自台湾，同样是以学者身份自居，同样说话发言火药味十足，郎咸平就是另外一个李敖。不，老郎比李敖杀伤力还大。一位曾经和郎咸平合作过的主编开玩笑说。这么说的理由是，李敖只在台湾骂，而且现在来看，李敖骂的影响力，确实比不上在内地也疾言厉色的郎咸平。
无论如何，2004年，对财经界，对社会而言，都有一个名字很难绕开，那就是郎咸平。
这位头发班白表情丰富又深受媒体追捧的华人海归教授，不管你对他是否喜欢，是否认同，他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炮轰了内地声名赫赫的企业之后，在反对声音汹涌袭来的时候，他仍然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地在讲坛和采访之中发出自己爱憎极为鲜明的声音。
有人说他是股民守护者，是社会良心。他说谢谢了，但我不搞传教士那样的道德批判，我只是一个坚守自己学术信仰的学者，没有被神化的必要。
有人说他沽名钓誉、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暗示他不厚道、无耻。他说，我只是用数据说话，把我的研究结论公布给社会。
媒体说他是学术摇滚，媒体说他自称要当谢霆锋和小燕子。但是他说，这些只是戏言。
不过，他也会当仁不让地说，自己在世界一流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是华人经济学家之中的第一位，他会一再强调自己是世界级的公司治理专家，是财务学亚洲第一人。
无论是对民营企业掠夺性的判断，还是对产权改革的质疑，无论是反对人民币升值还是对宏观调控的肯定，这些都是郎咸平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思维沉淀，虽然这些结论学界还存在争议，必一定就很能为外界接受，但是都是他长时期研究的结果，所以，他会不断通过很多方式表达出来。
他可能过分高调和强势，可能太多时候采取和内地学者方式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让人不适应的地方，和他学术研究的价值没有关系。他的态度和情绪，也不能成为抹杀他充满勇气提出独立特行的学术观点的价值。
当然，我不是学者，对于经济以及企业的研究也有限，所以不是郎教授的每一个结论我都能理解和支持。但是，我耳闻目睹，以及由郎教授的学生和同行之中得来的信息，都能体会到郎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专注和专业。因此，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接到律师信的时候会怒不可遏。因为，那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新财富》杂志原主编张信东，是郎咸平教授在内地的第一个亲密合作者，他们联手推出的“德隆系研究”、“坏帐魔术”、“担保圈”和“类家族企业”等等十几篇研究报告，是透视中国资本市场深层次问题的经典之作。后来张信东谈及对郎教授印象最深的两点，其一是他对学术的专注以及研究之中的无情——对自己以及对他人。其二，就是郎教授生活的尽量简单——最大限度地投入学术研究。
认识郎咸平教授三年多来，我得到的感觉也和张信东类似。不平则鸣，这是我对郎咸平的最大感觉。
郎咸平教授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思考的人，和我们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都不一样。印象所及，大凡财经领域之中的学术问题，是他研究过或者研究之中的，郎教授都会有问必答，侃侃而谈。有时候，他也会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于是半天或者一天之后，我就能收到他的电话，说你刚才问的那几个问题已经答复了，给你邮件发了过去。他几乎是问题不过夜的学术“原教旨”主义者。不过，如果是那些没有涉及的领域，他会斩钉截铁地第一时间给你说没有看法，说这个我没有研究，多问他也不上当。
我曾问及郎咸平教授，你是如何看待对你提出种种批判的学者们？郎教授非常坦诚：“我虽然不同意这些观点，但是，我仍要向这些人表示感谢和尊重。无论大家的认识有何不同，能在一起争辩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福祉的重大问题，本身就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学术的探讨本就应当在一种公平、坦诚却又激烈的氛围中进行。”
郎咸平桀骜不驯，看人不顺眼就会直接发作：“我讨厌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