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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某些方面可以成为他人的手段，但是，生命永远都只能是目的。不仅对生命如此，对人的身体也应当如此。除非该当或者自愿，身体也只能是目的。
在法律规则中，有没有一种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认为人吃人是正当的呢？很难想像这样一种情况。然而，1884年，英国大法官劳德·科勒里奇审理的杜德里和史帝芬被
控于1884年7月5日谋杀理查德·帕克一案，就是一个这样极端的案例。
1884年7月5日，托马斯·杜德里、爱德文·史帝芬和另一位船员布鲁克斯以及后来的被吃者，一位17—18岁的男孩帕克，都是一个英国注册船只的海员，由于风暴，船只沉没在距好望角1600英里的海上，他们被迫进入了一条属于这只船的小艇上。除了两罐头萝卜，他们连续3天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
不久后的一天，杜德里和史帝芬对布鲁克斯说，如果救援还不来，他们中必须有人牺牲以拯救其他的人，但是布鲁克斯没有同意，那位男孩，显然是他们所指的牺牲者，当然没有参与商量。时间到了7月24日，杜德里建议通过抽签决定谁来作出牺牲以求其余的人活下来，但是布鲁克斯拒绝同意。第二天，杜德里在史帝芬的同意下，杀死了男孩。三人吃了男孩的血肉后又维持了4天。就在第4天，经过的船只发现了他们，他们得救了，但正如大法官劳德所说，他们“活在一种最低下的姿态中，他们被从福尔茅斯港口带到了爱克斯特受审”。
事后查明，如果没有那位男孩的血肉，他们等不到救援时，在第四天就会死于饥饿。而那个男孩也处在非常虚弱的状态，当然也会在他们之前死亡。在他们杀人时，没有任何船只出现，没有获救的可能。这时，惟一能救杜德里和史帝芬的就是杀了那个男孩。
这个案件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一是必须有一个人死才能使其他人得救；二是死的这个人即使不被杀死也很快就会在其他人之前死去；三是这位最终被杀死的人是一个单身汉，死了以后引起对生者的伤痛和震动较小；四是这个人的死最后也确实使其他人得救了。但对这一在极端特殊情况下杀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的行为，是不是应当赋予其正当性呢？120年前的陪审团在发现和证实了他们杀人的事实后，法官据此确认杜德里和史帝芬构成了杀人重罪。至于那位没有参与杀人、但没有制止杀人又吃了人肉的布鲁克斯，也被定了罪。
英国的普通法通过这个案例确认，人的生命不能成为他人幸福、或者生存下去的手段。康德说，人只能是目的，永远都不能是手段，这一点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分推翻了，因为作为社会的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然而我们至少可以说，人的某些方面可以成为他人的手段，但是，生命永远都只能是目的。不仅对生命如此，对人的身体也应当如此。除非该当或者自愿，身体也只能是目的。最近有报道说，因嫌弱智少女经期“麻烦”，江苏省南通儿童福利院将两名年约14岁的弱智少女送到医院切除子宫。涉事医院院长及医生认为他们是“在做一项公益事业”。
智障少女之所以被切除子宫，其情况与那位被吃的少年何其相似：一是这样做对社会和他人是有用的，“因为来月经之后，弄得乱七八糟到处都是”，管理和看护起来很麻烦；二是对她们自己没有什么损害，因为“反正她们也不能结婚生育”；三是她们是不自愿的，在法律上对于智障人，除非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否则推定他们是不同意的。
就像那位船上的少年一样，生命无论高贵与卑*、愚钝与智慧、有用与无用、短暂与长久，他们是平等的，对他们本人而言都是最重要的。身体也一样，无论健全与残疾、有用与无用，都不可侵犯。就像智障女孩的子宫，即使永远也没有用，但它是身体的一部分，不能被剥夺。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