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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经济自决权和经济自由必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社会财富的个人所有，即个人拥有财产。如果一切都是公有那就谈不上经济自由和经济自决。但是，财产占有达到什么程度或说私有化达到什么程度才算经济自由？是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主要以私人经济为主体，还是象目前中国这样以国家经济为主体？经济自由要自由到多大程度？这些问题说到底，是财产由谁来支配的问题，是由国家官员来支配还是由公民个人来支配？个人支配财富可以达到什么程度？是象李嘉诚那样能左右香港经济，还是象目前中国这样私有经济仅仅是公有经济的补充？目前中国思想和行动上的模糊和争论主要就在这一点上。
在改革开放前，在完全的公有化时期，中国人的一切行动几乎都要受人管，这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经济自决权，没有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如果连这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那就可以说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基本已经完全丧失。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是这么一个时代。那时候，个人所能支配的仅仅是生活中身边的日用品。除了这点可怜的物品，其他的一切几乎都是公家的。干什么事情都要到单位报帐，出门交通费要报销，房子要靠单位分配，食品要靠票证供应，需要多少，可用多少，都由单位来决定。由于公有化进行得很彻底，所有人都失去了私有财产。城市里的市民不拥有房产，农村里的农民不拥有地产。在一切都失去的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很多自由和自决的权利被剥夺了。
很多在计划经济下走过来的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制度的苦恼。例如住房问题，我在这方面的感受真是太深了。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住集体宿舍，不结婚就不分房子。这种政策对于那些晚婚晚育者简直是一种惩罚。早婚早育者都获得了房子，并且那些多生多育者还分到了比少生少育者更多的房子。通过深刻体验和观察这种经济体制，我深深感到这种制度的确是个多吃多占多消费的人沾便宜的制度。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好了什么人？只能是生孩子多的人，平庸无能但照样能平均领取工资福利的人。这种经济体制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它不公平，也不符合人性，更不符合自由的原则。如果要问：世界上什么原则最重要？我看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
什么是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便是一个人能自由地进行交换、自由地获得和自由地使用以及处置自己的财产。但由于人类恶劣的本性，完全的经济自决和经济自由是没有的。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始终不可削弱。对于中国来讲，由于实行了多年的经济禁锢，直到今天还仍然处在一种解禁的状态。但在这一解禁过程中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自决权还表现在就业方面。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公民的就业自决权也越来越大，市场经济给了人们更大的人身自由。今天的中学毕业生或大学生毕业和我们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工作、单位、地区都由自己挑选，完全体现了一种自我裁决。有一天与新闻界的人士聊天，得知这些年北京出现了“北漂一族”，即新闻媒体业的一些流动性比较大的编辑记者。这些人大多没有北京户口，只是在京打工，但能力特强，完全靠本事吃饭。他们在就业方面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决权，户口这些计划经济下遗留的产物对他们的择业和流动丝毫不起作用。
可我们那个青年时代，工作权全由学校决定。记得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个时候，负责工作分配的工人宣传队的师傅可忙乎起来。班里50多个学生，谁该下乡，谁该留城进工厂，谁该去建设兵团，都要一一调查分析做决定。我是由于家中的哥哥姐姐都下了乡，才被分配到工厂的。后来大学毕业时，也是完全的国家分配，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78级这个班有大约30人被分配到北京各大中央单位。当然，在毕业分配的过程中，班主任又少不了一番忙活。
自决权最主要体现在对职业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人的天性各不相同，兴趣爱好、志趣志向也不相同。因此，职业对于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人对职业的选择和自决完全被组织分配所取代，由此引发了许多人的痛苦。在那个年代，人们象螺丝钉一样被拧在各自的岗位上。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党的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没有二话可说。那个年代经常唱的一首歌就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这样一种精神在夺取革命胜利和对抗帝国主义侵略时，全体人民同仇敌忾团结起来反抗外部侵略时是绝对需要的。但在和平建设年代，再用战争年代的精神行事就不相适应了。
回忆起来，我们这代人年轻时期很多人都被不顺心的工作折磨过。譬如我自己，青年时代特别想学习，但就是与学校的大门无缘。上大学要靠上边发下来的名额，还要靠单位推荐。有了名额，领导看得中你，群众没意见，你才能上大学。但至于你想学什么专业，那就没你挑选的余地了。给你一个什么学校和什么专业你都要接受。在那个年代，人就象机器，没有一点个性，没有一点个人挑选的余地。
大约是1970年，我家由省教育厅搬到山东大学第一宿舍，那时我已进工厂工作两年了，年龄也已经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在这几年，不知怎么回事，中学时期一向调皮捣蛋爱玩不爱学习的我，突然变得求知欲格外强烈。下班以后就卷不释手地看书。1971年，中断几年招生的大学开始重新恢复招生。我亲眼看着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被腰鼓队敲锣打鼓地迎进山东大学的校门。我站在路边看着，心中充满了羡慕和渴望，也充满了痛苦。这痛苦来自巨大的反差。一边是天子娇子式的学校生活，一边是沉重的车间装炸药劳动。
当时上不了大学并不是自己天资愚笨，或家庭收入担负不起，而完全是一种政策造成的。在这一体制下，多少人在多少方面失去了自决权。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人为了调换工作，一再折腾。对比之下，改革开放的今天真是让人心情舒畅之极，再也不用为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忙碌了。人事制度的改革，使中国公民有了更多的自决权。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人在各方面的自决权会越来越大。
任何一项权利的提出必然是有针对性的。自决权这一条的提出，我想主要是针对公民不能自由决定的现象。上边我已经讲了文革期间人们不能对就业进行自决的情况。那么在今天，中国人民缺少自决权的表现在哪里呢？在那些地方还存在对公民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限制呢？我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自由迁徙的问题，自由选择工作地和居住地的问题。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户籍管制已经严重不适应新形势了，已经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追求。
例如在今天的北京市，一个市民如果娶了一个农村妻子，那么生了孩子后连在北京落户口的自决权都没有，还非要到孩子的母亲户口所在地落户口。外地人找北京人结婚，至今也不能自由地将户口迁进北京。这些事例都是没有自决权的现象。好在随着社会改革，中国人的自决权比计划经济时期多多了。但尽管如此，当前社会仍然还有数不清的管制。这些管制有的是合理的，有很多已经不合理，但仍在延续。这些制度和规定为什么仍能延续，说到底是中国人的观念意识落后的原因，是国民待遇标准低下的原因。
＇3＇，工作权。
公约第六条这样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技术的和职业的指导和训练，以及在保障个人基本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达到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充分的生产就业的计划、政策和技术。
在获得了工作之后，还要保证享有这样一些待遇：A，公平的工资和同值工作同酬而没有任何歧视，特别是保证妇女享受不差于男子所享受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同工同酬；保证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有符合本公约规定的过得去的生活；B，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C，人人在其行业中有适当的提级的同等机会，除资历和能力的考虑外，不受其他考虑的限制；D，休息、闲暇和工作时间的合理限制，定期给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报酬。
总起来看，这一条大家看了可能没有任何异议。工作吗，人成年了之后都要工作，这有什么难的！是的，对于有些中国人来说，的确不存在工作权的问题和困惑。但千万别以为联合国的权利公约是随随便便制定的。可以说公约中的每一条款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内容。之所以制定这些权利都是事出有因。工作权对中国人无关吗？决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各大城市都有许多工种不允许外地人涉足。北京就明文规定一些行业限制使用外地人员，如金融与保险业的各类管理员、业务员、会计、出纳员、调度员、星级宾馆前厅服务员、收银员、话务员、核价员、出租车司机、办公室文秘等，这些工作都不许没有北京市户口的外来人员从事。对于此条公约后面规定的ABCD四个内容，要想做到也不容易。譬如说保证妇女享受不差于男子所享受的工作条件和报酬及给薪休假，上海青浦区发生的陆健一案便反映出这里面的差距。另外C条的规定也很难做到，人人有提级的同等机会，在中国许多企业里或机关里，提级往往并不按一个人的资历和能力，而是由上级或上司的爱好决定着的。
从历史上看，工作权曾经非常突出的表现在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西部的开发工作接近尾声，就业机会不断减少，导致一些白人无活可干，于是在旧金山这种地方白人闹事抗议的活动增多起来。这种抗议的目标和对象就是中国华工。不久发生了许多排华事件，白人捣毁华工的住所，驱赶和杀死华工。在这种情况下，1883年美国制定出台了排华法，明确规定企业不许招收华工，一般华工不得入境。从此，中国普通劳工便在美国失去了工作权，大约有十几万华工退出了美国。
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南非，也发生了禁止华工进矿工作的事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南非由于金矿的发现，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其中不乏大批的华工。由于华工和当地黑人工资价格低廉，矿主一般都喜欢用低廉的劳动力，这样就抢了一些白人的饭碗。于是带有种族歧视性的抗议活动爆发了。高薪的欧洲血统工人组成的工会提出了控诉，接着发生了罢工。在这种压力下，1911年南非政府改变了原先的劳动政策，通过了矿山与劳动法案，或称“有色人种歧视法案”＇Colour Bar Act＇。这一法案从文字上读起来似乎是无害的，但在实施中则实际上限制了雇主使用非洲劳动力从事技术或半技术性工作。该法案所颁布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