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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末,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一次下降,我写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关卡”一文。这篇文章被社会广泛转载,社科院经济所写的“‘九五’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科研究简况”一文,把我的观点引用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这篇文章应当说是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重要关头时出现的一个重要观察。现在我特意把它引述如下,它使我们看到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终结。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卡
仲大军
(1999年第4期《科技智囊》,)
提到中国经济减速,更多的人在议论内需不足。但为什么内需不足?盲目地增加内需是否可行?本人建议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一些问题。什么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一、环境污染每年使中国经济损失巨大。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在今后20年间,至少有这4种因素在驱动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制约因素也不可视而不见。举例来讲,大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挤已严重地制约了汽车的产出。三大汽车厂为何生产能力过剩,与环境和空间的制约密不可分。
概括地说,中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资源消耗为代价换来的。到今天,环境和生态的承受能力正在达到极限。譬如水污染的问题,全国70%的河流污染严重,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淮河流域的污染企业首先遭到了关闭,继之是太湖地区的污染企
业。长江的年排污水量为130多亿立方米,水质已严重恶化。下一个治理的将是长江沿江污染企业。森林方面的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在1998年不得不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砍伐。《中国经济时报》曾报道过河北邯郸市的例子,1993年邯郸市国民生产总值约360亿元,而当地滏阳河流域污染对工农业造
成的损失是7.5亿元,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为9亿元,对环境质量造成的损失为15.4亿元,损失总额高达32亿元,约占当年GDP的9%。这就是说,如果将环境和资源成本计算进去,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入不敷出。
由于靠污染环境发展生产代价太大,贵州省截至1998年底在5年的时间里关闭了“五小企业12000余家。1999年国家和各地更是加大了治污力度。可以说,1998年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按传统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增长多少就被治理成本抵
消多少。以产值为目标的发展观是最不科学最愚昧的增长方法。环境治理前些年是欠帐,今后几年是要帐的时候了。中国需要寻找全新的发展道路。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变思路,再也不宜盲目地追求产值,不宜盲目地提倡高速度,高增长。
二、空间制约:中国还有可开发的土地吗?
18世纪,中国的东北地区还是人烟稀少的地区。自清末起,内地人口就大批涌进这些未开发的地区。解放以后,中国仍然有北大荒这样一些地方可以移民开发。但到了今天,边疆地区不仅已不能移民开发,反而要恢复生态,加强保护了。中国是人口众多、土地狭小的国家。空间制约主要表现在交通和住宅上面。交通堵塞和拥挤影响了国民对汽车的消费,由此连累了一大批机械工业。土地紧缺使城市住宅难以向郊区发展,市内地价昂贵,每亩价格五六百万元。平民大众消费不起。商品房大量积压,由此影响其他商品的消费。加上对土地供应的严格控制,空间制约已成了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患。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为什么不能向郊区大片发展,与落后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观念有关。实际上中国的土地不是紧缺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地使用问题。搞那么多开发区撂荒在那里才是浪费。多批点土地扩大城市范围,集中人口是应该的。看来城市是扩大了,占地增多了,但农村人口减少了,土地相应增加了。两者相较是合算的。
中国非常像日本。战后20年间,日本的土地价格上涨了50倍。到了80年代,日本东京的地价大约是美国大城市地价的100倍。土地昂贵是整个东亚国家共同的现象。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人口众多,空间狭校中国在这一时期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好土地供应政策和实行土地商品化,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中国的土地问题在许多方面处在一种模糊状态。譬如城市人到乡下买地建房子的问题,不是本地户口的人有没有拥有土地的合法权利?农民有没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不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中国经济便难以发展。
事实上,中国今天的空间环境比50年代建国初期恶化了许多,我们再也没有北大荒可以开垦,边远地区也已经人满为患。因此有人提出“朔天河工程”,建议从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向北方调水。以每年调水2500亿立方米计算,可以向西北地区移民上亿人。
三、重复建设,浪费了多少?
五、中国经济的新边疆在哪儿?
鉴于以上几种原因,中国经济出现阶段性的减速是必然的。这种减速引起最大的后果是社会劳动力闲置。中国目前城乡过剩劳动力将近2亿人。如果实现将近2亿人的充分就业,可以增加GDP几万亿元。但环境、空间和资源都与庞大的过剩劳动力形成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到底照顾哪一方?照顾环境还是照顾人?不管怎样,建立大范围的社会保障来减轻贫困人口的生活压力,看来是势在必行了。
1998年,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达到2865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3700亿元,增幅达到15%。这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的投资大幅增加,但民间投资有一定幅度的下降。1999年社会总投资能达到多少,还难断定。主要是难以掌握民间投资的变化。这一块由市场和体制来决定的投资约占中国社会总投资的50%,它既反映着中国经济的状况,又反映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能否调动好民间资金为失业者增加就业岗位,已成为当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因此,体制问题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各点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难度。如果那些情况更糟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摆脱不了谷底困境,那么1999年全球经济将不会有什么起色,能保持平稳的减速也就不错了。从环保角度看,困难国家的人民要降低生活期望值,准备过朴素的生活。这不失是拯救地球和世界经济的一副良药。在这一历史时期,最好的办法是不断调整过时的经济关系,深化改革,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益。
最近美国人提出要开拓经济的“新疆土”,像当年开发西部那样开发信息
技术产业。知识经济已成了一片等待人们开发的新边疆。面对这片广阔的沃土,德、法、英、日等发达国家摩拳擦掌正在进行“热身赛”。大家目光都瞅上了网络这块新领域。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走捷径赶上欧美发达国家?
应当说我在这篇文章最后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世纪性主题。中国人为此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至今我们没有走出这一历史使命。但是,一个世纪来我们追赶的效果到底怎样?我们所采用手段和方法怎样?今天还要好好反思。如果采取的方法错了,那么良好的主观愿望会与实际结果背道而驰。因此我认为,直到今天我们可能还是在以一种错误的方法在追赶。
7, 朴素生活与人力资源开发
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要过一种素朴的生活,但这几乎与当代经济学根本不相容。自1998年以来,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是严重的需求不足,是连续两年多的通货紧缩。如果人们都过一种素朴的生活,减少消费,虽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会减少,但由于生产萎缩,失业加剧,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生活。所以,当代的工业经济,恰象一个吃错药了的人,尽管这种药有毒,对身体有害,他还是要吃,直到把自己吃死。这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危害和缺点。幸运的是,世界当今的经济学内容也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将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纳入生产成本的统计范畴。但这种思想太前卫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根本顾不上考虑。当前的中国宁肯每年拿出1000多亿元的治污费,也不肯降低经济活动程度,也不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可怕的是,当今中国社会还处在一种盲目追求生活享受、不科学地追求生活奢侈的风气中。看看电视台播放的那些家庭装修节目,极尽奢华,纸醉金迷,既不卫生和环保,也不利于健康。许多建筑开发商也处在一种盲目的铺张浪费式的小区建设中。大家有空时可以去北京北郊回龙观文化居住区中心花园看看,这是一处典型的败笔。几公顷的一块面积几乎没有多少绿地和树木。地面都被人工湖面和人工的建筑覆盖了。花园中心和东北角入口各建了一个圆形喷水设施,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反而占据了大片本该是树林的面积。这种不伦不类的西洋式追求正是中国建筑界水平低下的表现。如果你把这几公顷的土地全都栽上树,等大树长起来的时候那将是什么效果!建筑设计师们可以说对此并无研究。
环保主义者廖晓义女士在2001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保护日”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可以挣很多钱,但当他的消费行为不环保时,那他就与文盲一样。”当前中国的环境文盲和绿色文盲真是太多太多,浪费也是太大太大。因此,如果仅靠物质开发去赶超先进,恐怕事与愿违。仅仅靠朴素的生活还不行,还要靠开发人的大脑去追赶先进。一个国家的进步首先是大脑中思想观念的先进,没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这个国家永远谈不上先进。
要想走这条路,那就需要开发人力资源,放弃在资源上和物质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拼,注重知识和技术的追赶,将人力资源成为创造国民财富的主要源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国民核算体系研究表明,不合理地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将使自然资产损失。反之,投资于人民,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是创造和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源泉。
多少年来,我们搞的经济发展完全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整天盯的就是产量数字。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产物。90年代中期以后,我写了大量文章批评这种发展模式。可喜的是,近些年来,科学的发展思路越来越被人们认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说到底是相对于过去的以军力为本的发展战略。以人为本便是以每个人都能达到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仅仅发展少数人,忽视大多数人。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手段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源水平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而提高人力资源水平是提高人均收入的基础,人均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增加国民财富的基础。既然我国的自然资源秉赋条件差,那就通过增加人力资源和生产性资产来获得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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