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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维护自己国家的形象和国际地位。近代以来，中国就是因为国家孱弱，受尽了侮辱和侵略。正是这种原因，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捍卫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形象。经过建国前几十年和建国后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实践证明，在我们党的努力下，中国的确建立起了强大的政府，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成果表现在抗美援朝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成功地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成功发动文化大革命，原子弹爆炸和导弹上天，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在不到20年的时间经济上翻两番。国家发挥作用的最近一例就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中国获得团体金牌第三名，仅排在美国和俄国之后。这一成绩没有国家作强大后盾是不可能取得的。
但物极必反，政府强大了，既有利处，也有弊处。利处就是可以顺利地实施国家的意志，对外展示中华民族的实力。弊处就是越俎代庖，国家和政府担负了许多不应担负的职责，最后导致了低效率和压抑了生产力。
2001年7月1日上午，在党的80周年生日这一天，我被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邀请去给浙江来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学习班作报告。我尽量捡适合这些民营企业家需要的内容讲，譬如说城乡二元结构下导致的乡镇企业分散发展，这种分割怎样阻碍了资本和产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未来中国应当怎样发展，浙江企业的市场着眼点在哪里。我还从理念上讲了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怎么一回事。但正在我沿着这条思路往下延伸的时候，台下一位听者提意见要我按着我提供的提纲内容讲，譬如提纲中第一条内容：重大政策出台的背景。
我听了他的要求感到有点无奈。因为刚才两个小时讲的就是当前一些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今后某些政策可能出台的背景，怎么这位先生听不懂呢？他到底要听什么内容呢？我当时一时有点为难。
直到散会后，才明白了这位先生的要求。因为这时我才从会议材料上发现，这个名为“民营企业决策与管理”的高级研讨班，其举办单位是浙江省平阳县政府办公室，并不是人民大学管理学院，是由县政府组织并由一位副县长带队到北京来的，会上给我提要求的正是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也就是带队者。
这里就有差别了。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个课堂里如果坐了这两种身份的人，那么思想可能就拧不到一块去。办公室主任更想听的是上方领导决策和旨意，更想听的是怎样管束民营企业的内容，而民营企业家们可能更想听的是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和思想，怎样摆脱管制和束缚，怎样更自由地发展。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政府仍然在抓经济，不仅如此，还在抓学习，甚至连民营企业的思想方法都要引导。在一些政府官员的意识和观念里，中国经济的发展好象完全是官员们的功劳，是领导者引领的功劳。就象《中国工商报》2001年6月29日的一篇文章所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非公经济健康成长”，言外之意还可以这样理解：没有政府官员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健康成长。
实际上这些思想都是英雄创造历史的翻版。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批判过这种思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是靠神仙皇帝，不是靠什么救世主。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分田到户是政府官员领导的吗？是党领导的吗？大批个体私营企业冲破封锁在近20年之内发展起来是官员的努力吗？建国之后，我国的非公经济民营经济为什么没有健康成长，不就是因为我党犯的错误吗？如果不犯那么多极左的错误，何至于建国30年之后再回过头来发展民营私营企业？我们党改正错误修正错误难道不应该吗？怎么能只看到党的政策的作用，而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导作用呢？
著名的浙江小商品城义乌市，小商品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就是因为大批城镇居民和农民自发地搞贩卖搞商品流通而发展起来的吗？是这些小商小贩冲破政府管理部门的抓堵而发展起来的，是一位女商贩被罚之后急了找县委书记说理而发展起来的。政府部门不作障碍，顺应了民意才有了义乌小商品城的今天。但今天我们在总结经验时怎么能把功劳都系在政府官员的头上？怎能把源动力归功于领导呢？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
党是什么？党只能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党不能超越人民，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所以，今天我们的宣传语言要仔细斟酌一下再发表，不要闹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来。1976年，我在崂山县赵家岭村农业学大寨工作组时，硬把农民的自留地都收归队里，连农民在自家院子里畦养地瓜芽子都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种极左的做法也是在搞领导，但这种领导的结果是什么，是贫困。因此，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党应该汲取的一个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顺应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使中国获得真正的发展。
改革20年来，民营经济已经占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已经在社会上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的思想、我们社会的观念也要不断转变，这就是从国家主义观转向人民主义观，从国家本位转向人民本位，从领袖崇拜向群众崇拜转变。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的禁锢和灌输，我们党一度牢固树立地民本思想在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中被淡漠了。直到今天，不管是在公共生活中还是私人生活中，随处可见“国家本位”和“党本位”。好象人都是为制度而活着，为国家为党而活着，公民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当公民得到荣誉是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当公民得到救济是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当公民取得成绩、有所发明创造是，要归功于政府归功于党。好象人民的一切、公民的权利都是国家给的，党给的，人民是为国家和党而活着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认识。宪法学家李步云曾经写文章指出：“人不是为国家与法律而存在的，而是国家与法律为人而存在。”遗憾的是，在时代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上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水平上。
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或者说政权是靠人民群众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无数先烈们为了自由平等目标而英勇奋斗的结果。党的领导人在这其中是有作用的，但不能代替一切，不能超越人民的功绩，不能再搞个人迷信和崇拜，要摆正党的领导和人民力量的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的父亲从烟台八中投笔从戎，一起参加八路军的有8个爱国有志青年学生，但解放后，8个人中只有父亲一人活下来。我的一个堂伯在反扫荡时与日本鬼子在山头遭遇，激战之后，肚子被打破，肠子都流出来了，捂着肚子跑到一个老乡家里，最后死在那里。这个堂伯是烟台八中十分优秀的学生，有理想有抱负，如果没有战争爆发，他完全可以考入北大清华，成为更高级的人才。他的牺牲最令家人悲伤。小时候在老家时，姑姑们每念及这位伯父，都痛哭流涕。
人民是最伟大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成功的政治是顺应民心，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可惜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小民大君思想至今仍在社会中残留，人民的地位始终没有被摆正。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甚至渗透到立法和法律之中，使我们国家的宪法至今都存在着与现实相去甚远的感觉。请大家打开我国宪法的第一章总纲，看看国家在这里担负了多少社会功能：
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在这一章里，充眼所见几乎全是国家，尊重人民的思想几乎看不到。宪法的确应规定国家的作用和职责范围，但在这一章里，国家的作用大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其所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青天”政治思想。国家真能管得过来这么多吗？实际上是不能的，建国后5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国家不能当救世主。但面对这样一部宪法，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国家的功能、国家至上主义以及国家全能观念。全能的国家思想在我们的宪法中体现到了极至。在这部宪法中很难找到人民的作用，更难找到人民的地位。难道人民群众都是群氓吗？一切都要依赖国家吗？坦率地说，多少是一个有群众意识和公民权利的人都不会如此漠视人民，我们的宪法确实是到了认真修改的时候。
著名的宪法学专家李步云同志曾撰文指出，社会主义法治有十个标志，它们是：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和党要守法。关于主权在民，李先生写道：“主权在民是主权在君的对立物，是现代民主的核心和基础，因而也应是现代法治的灵魂。”＇见1999年5月19日〈中国改革报〉6版，＇ 时到如今，我们应当好好反思一下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人民了。
2001年4月18日，受科学院国情研究所研究员康晓光先生的邀请，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