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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给三哥一把很坚实的颗状的野草根，告诉他，如果每天用这草根研磨每个手指关节，拳头就会变得很硬。三哥不要，还劝我凡事以理服人，不可动粗，说他看过我的操行评语，很替我的将来担忧。
看着哥哥那张轮廓分明的脸，我气得大吼一声：“我才真正替你的将来担忧哩！”
哥哥笑起来然后又认真问我：“你有什么好替我担忧的？”
我说：“看你没有一点英雄气慨，将来怎么会有好姑娘为你献出青春？”
我那18岁的哥哥就羞得红了脸、红了眼皮，咕咕囔囔道：“妹妹快别胡闹，女孩子这样说话就不斯文了。”又说，“哥哥还没立业，哪敢考虑成家的事。”我拼命去想也想象不出地小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怎么居然爸爸会打他？最难以理解的是他怎么就不想当英雄呢？
哥哥埋头啃书的那些日子，红房子里充满英雄主义的娃娃们正热火朝天练举重。因为那年6月7号，最轻量级举重运动员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挺举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在中国体育运动史上，这是第一次破世界纪录——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都说他给近百年来被洋人嘲讽为“东亚病夫”的炎黄子孙大大出了一口气。于是红房子的娃娃们，就将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石锁提去大院，在满天落霞的辉煌壮丽之中，憋足气学陈镜开。
有天练完举重上楼，一推房门就高兴得大叫起来——哥哥正搓着饭粒，往我墙上粘一张陈镜开的大照片，也不知他从哪本杂志剪下来的，拍的正是挺举达到133公斤的刹那。
我就急忙扳过哥哥的头，说：“别动别动，我帮你扯白头发。”
哥往墙上拍牢照片，说：“别忙呀，妹妹，你先仔细看看照片。”我就仔细看，他就目不转睛盯着我，问着：“看出名堂了吗？看出来了？还没有看出来呀！”他又着急又殷切，一副启蒙老师的神态。
陈镜开穿着背心短裤，站得不丁不八，高举着一杠铁饼，身后分别是130公斤、132。5公斤和133公斤的记录牌。我就说：“少小早立志，男儿当自强。真英雄真英雄！我越看越觉得他了不起。”
三哥脸上大急。说：“你！你看看他的肌肉！”
我不由得大声叫好。哥说：“妹妹，如果一个女孩子也长出那么一身肉来，就，唉就不怎么秀气了！”
照片几经翻印，已不大清楚。陈镜开显得不见关节不见腰，从手腕到脚踝全是一个一个肉疙瘩。我就开始设想自己也长成那样怎么办？哥说：“因为要承受在头顶上方的重量，所以骨骼呀肌肉呀都被压得结结实实往横里挤。妹妹好好想一想，今天的世界纪录是133公斤，等你长大有机会参赛时，可能世界纪录已经达到180公斤。”说着，他又从衣袋里摸出另一张很小的照片，跟墙上那张拍的是同一个刹那，他拔出笔，在小照片上扩充陈镜开的肌肉，“看，到时候，你的肌肉起码应该达到这种程度，才谈得上去承受180公斤的重量”
看着我心中的英雄被哥哥认认真真一笔一笔，添成一堆几乎方方正正的腱子肉，并且想象看自己将来也要变成那样，不禁有点儿恼羞成怒：为国捐躯，是我愿望。早在上学之前，与军区大院的小伙伴一起聚在那棵大黄槐树上，我们就设想过几十种英雄的死法，种种令人神往，即便死前须受尽折磨，如卓娅、如秋瑾、如刘胡兰，体无完肤，只剩下一双信心百倍的眼睛环视刑场，也会让死亡如号角充满感召的力量，反正是很中看的事情。却从未想过要长成那么一堆肉。尽管父亲平日强调“当以品格才学立足于世，而万不可思量以容貌身段取悦于人”，但要变成像哥哥画出的那般模样，我就难免心中忐忑。于是白头发也不帮他扯，抓了那张小照片冲出去，去敲妈妈的房间。我请妈妈算计一下，是否我将来一定要长成哥哥画的那样才可参加挺举，为国争光。
妈妈看着那张照片，一时啥也说不出，只是笑，哥跟了来，又焦虑又诚恳，却不作声。妈妈说长期进行同一种姿势的运动，当然会影响体形，比如铁匠的右臂必然比一般人的粗壮，舞蹈演员的腰腿必然比一般人的灵活她说，在长期的训练中，随着铁饼重量的不断增加，举重运动员的身材肯定会横向发展。不过，我妈妈说，她确实不知道若是我想练出抓举180公斤的铁饼，是否会变成如哥哥画的那样。
第二天傍晚，我将那张照片拿到大院给那帮自我集训的伙伴细看，女孩子们先是吓得满眼惊恐，继而笑得前俯后仰，于是纷纷提了各自的石锁上楼，想当世界举重冠军的念头就被我哥哥的作品吓得烟消云散。倒是一院男孩忽然睑上有了成熟相，似乎有重任在身的默契，“嘿嘿”吼着，将各人石锁举起放下、放下举起，有时直练到星光灿烂。在女孩子眼中，他们简直成了英雄。女孩子们省下父母给的小钱，买些七彩糖、棒棒糖、鱼皮花生、爆米花，好忠实地等他们练得再也举不动石锁，才逐一将零食递到他们手中。
将女孩子吓退不久，我三哥就走了，他去北大荒的勘探队，临行前告诉我：“哥到处都打听过了，据说中国没有女子举重，世界上也只有男子比赛”
后来，虽然离开了重庆，但许多许多年我总还有着关注举重比赛消息的习惯，总希望在获奖的人中，发现一个儿时的同伴。
第十五章
我们小学生也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我们除四害。
※ ※ ※
记不清楚因为惹了什么祸，升四年级时又转了学，只记得这次宣布对我的处分之后，全校师生已不再唱《一定要解放台湾》，而是唱《社会主义好》，是快四拍的进行曲，歌词很大众化：“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我们小学生也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我们除四害。四害就是麻雀、老鼠、臭虫、苍蝇。老师说，因为我们是小学生，就只给我们分配打苍蝇的任务：三人一组，每组一天l00只，但如果能像大人那样逮着麻雀或老鼠，就更为集体争光了。打苍蝇是要评比的。组与组、班与班、年级与年级之间都纷纷开展竞赛。学校搞了块大黑板，用红色标了“灭蝇战绩日报表”。
我们离家时，兜里揣着火柴盒，手上抓着苍蝇拍；放了学就一路寻着苍蝇走。每天一大早，教室里就三人一堆三人一堆，头凑头，轮流从各自火柴盒里将战利品一只一只拈出来，有人以“一、二、三、四”数，有人以“二、四、六、八”数，还有陈彩红数的是“一仨二仨三仨四仨”唱数之声此起彼落，教室里热闹如赶集。待班长将全部苍蝇收齐，将各小组的数字登在教室后墙的黑板报上，就将苍蝇交到学校。
每到课间休息，灭蝇战绩日报表跟前就人头攒动，议论纷纷。
学校有面流动红旗，三角形绸子做的，用黄丝线绣着“除害英雄”4个字。红旗每月流动一次，奖给战绩最好的组，挂在教室的侧墙，神气得很。“除害英雄班”中战绩最佳的三人小组还要在校会上介绍经验，像足了斯达哈诺夫工作者。
大家都想上台介绍经验，便都去找那些又脏又臭的地方。因为越邋遢的地方苍蝇越多，所以公共厕所简直成了阿里巴巴的山洞，总是人比苍蝇多，大家抢着打。为了那面“除害英雄”的锦旗，我们班想出的办法多极了，行不通的有，行得通的也有。
刘志刚小组用铁丝和纱布做成个漏勺，去公共厕所搞些蛆，以水冲净，放到刘奶奶一个空泡菜坛里养着，一会儿揭一次盖一会掀一次盖地观察，等蛆变苍蝇。可他们把半坛子蛆“看”死了也没变出一只苍蝇。他爸揪着他的耳朵到学校告状，请老师对这儿子进行卫生教育。
李金玉有次不知从何处觅得个肥肥腻腻的鸭屁股，用鞋钉把它敲牢在砧板，再搬到阳光下，一个中午聚精会神，将午睡时间换出百多只苍蝇来。一试真行，她们组就天天照办
我们班评上“除害英雄”了。授旗是件很隆重的事：全班集队排上学校大舞台，班长白衣蓝裤红领巾，跨步出列，亮了嗓宣布：“我代表四年级2班，以本月最优异的战绩，接受除害英雄的称号！”校长就双手把旗递给班长。班长刚一展示锦旗，会场上就队鼓如雨、掌声如潮。班氏就喜气洋洋领着自己的班离开。接着，全校师生再一次掌声骤起，李金玉就上台介绍她们小组“鸭屁股十砧板”的新战术。
旗往教室一挂，我们就变得人前人后精神抖搂，隔几天就打坏一只苍蝇拍。李金五告诉我，班主任去了她们小组每个人的家，之后，三家父母各买了一块新砧板，原来用旧的，就留给她们布阵除害了。
班主任表扬了我们的干劲，又建议全班要保持从小养成的卫生习惯。要我们每天交苍蝇时不要用手拈，最好削两校小竹签，像使筷子一样夹着苍蝇数，数完，将竹签与火柴盒一起扔进学校饭堂的煤灶里烧掉。但是我们都嫌麻烦，反正全校都是用手指拈苍蝇，便谁都懒得削竹签子；况目，随着苍蝇死亡率的增高，小小的火柴盒很快就被淘汰。50年代末，重庆市罕见对小件日用商品以纸盒包装，我们极难发现称手的盒子，就提个玻璃瓶，或锯节楠竹筒来装苍蝇，断断舍不得烧了的。
李金玉的经验风行两周之后，郑可成更是别出心裁，他捡条死得软软的小蛇，以鹅卵石拍烂，借螺丝刀半嵌入老槐树干裂的皮缝中，引得绿头苍蝇嗡嗡乱飞，三人小组就兴冲冲守着树来打。第二天一早，这个小组，一人将张报纸唰地铺在桌上，另一人将半截捕竹筒嘭地反盖报上，那竹筒口以一纸封好，用圈橡皮筋撞在竹筒上。谁也没见过这阵势，被他们弄得糊里糊涂。郑可成就学着串街要把戏的口吻，叫道；“哥们姐们老少爷们！请坐的坐稳，蹲的蹲稳，站的站稳，让兄弟给大家露一手，看好了，眼睛一眨，哎——呀呀！”然后右手按竹筒，左手扯橡皮筋、嘴里就轻悄脆亮，敲勾锣似地断句道，“老母鸡变——鸭！”同一时间，话音落，橡筋断，竹筒起，沙沙声，报上就现出金字塔状的一堆苍蝇来
放学后，大家遵班长之嘱全留在教室。班长亲自将朝向走廊的两道门两扇窗拴好，然后44个人都挤到前面几排．默默地，又神秘又紧张地看着郑可成。平日顽皮如猴的郑可成，一本正经，要大家“以革命的名义”发誓：在我们四年级2班从校长手中再度获得“除害英雄”旗之前，绝不向任何人提及今日之事。大家就对着黑板上方的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像发誓。发完誓，郑可成就向我们传授他的新战术还说“这就叫做蛇魂勾蝇计！”同学们大受启发，纷纷去菜市场拾些黄蟮头、鲤鱼肠之类，寻棵树，腥哄哄糊了候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