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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就伏在空气电池灯写了封长长的信给我的苏联朋友沃洛加，告诉他今晚的游行盛况。说共产主义很快就要来中国了，等共产主义一到，可以各取所需时，我就立即飞往莫斯科看他。
我好久没给沃洛加写信了，因为自从开始大炼钢铁，柴天惠的身影就极少在红房子出现，就没人帮我译俄文。我就一笔一划以仿宋体写这封信，希望沃洛加能找个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译出。我在信里还介绍了妹妹。还叫妹妹也伸出手掌，以铅笔勾了形在纸上。信寄出后我们就开始天天盼：盼着沃洛加的回音。盼着共产主义的来临。
就盼了好久好久，沃洛加的信都没有来，共产主义也没有来；可是饥饿来了。
第二十四章
我才知道，小街每天7点钟卖10来斤鸡蛋，按人头算，每人买半斤。倘若不早早排队便连蛋影儿也见不着。我将菜篮去排队，然后就着街灯。坐着我的板凳看小说。看两个钟头的小说。
※ ※ ※
饥饿刚来时，还似乎有点鬼祟，起码，并没有令红房子的家属们太在意。可以说，第一个深切感受物质匮乏的是我，而且，第一件让我感受到匮乏的物质就是鸡蛋。
那时母亲已生下我小弟，在家休产假。我眼见这孩儿刚从医院抱回时皱得像个被水泡久了的小老头，然后就看着他一天比一天光鲜一天比一天漂亮，日渐如同粉雕玉琢，就爱他爱得要命，上学前放学后，总去他那小竹床边守着，认认真真给他讲故事。邻居都笑我傻，妈却说我不傻，说婴儿是听得懂的，不过科学手段有限，还没测出来从哪一天起开始懂。只是，妈妈微笑着，交代我不要讲那些关于吊颈鬼呀、吸血鬼呀什么的。
但我总有一股讲鬼故事给小弟听的欲望。因为我想，将来为了早早把他造成个彻底无神论者。爸必是要逼他独个儿深夜穿过什么乱葬岗的。我记起6岁时奉命于雷雨中宵走坟场的恐惧，就巴不得小弟早日习惯许多关于鬼的传说。以后受父亲考验时得以从容过关。就像我的老同学柳风眠，上学之前已大读《聊斋》，任怎么厉害的鬼，也从不放在眼中。
有一次趁妈妈在厨房，我急急忙忙给小弟讲了一个僵尸鬼的故事，还翻了白眼硬了身子围着他的竹床跳跳。喊着“鬼来了鬼来了！”小弟就手脚乱动格格笑。
妹妹异常愤怒，说“你再讲一次鬼我就告诉爸爸！”从此她一放学就往家跑。她就读的大田湾小学跟我们大院以一篱相隔，比我去依仁小学的脚程少了几十倍，每次待我赶进家门，就见她已守着小弟，津津有味地读格林童话。我只好打开琴盒，往弓上抹松香，等到妹妹唇焦口燥，停了讲在一旁提高警惕看我时，就开始拉琴。妈妈曾给我买过一把音色亮丽的小提琴，我喜欢用它拉舒伯特的小夜曲，或有时换把胡琴，如歌如诉，拉些《二泉映月》、《良宵》什么的给我小弟。反正不管两个姐姐为他做什么，小弟只是笑，笑得手舞足蹈。我极少见他哭。父母很少抱他，也只准我们每人每天小小地抱两回，说要给他故事给他音乐是为了让他知道有人爱；却不可多抱，抱多的孩子将来很难独立，老大都希望有人照顾。
其实我心中极愿意一辈子照顾这个比我小了整整12岁的弟弟、然而过了不久，我发现，急需我每天照顾的，却原来是比我年长整整12岁的哥哥，我二哥。
二哥从吉林部队转业，分到上海钢琴厂学造琴。但他不去，一门心思要当大学生，就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像条虫那样蛀进书堆，只有开饭时才在我们眼前如昙花现一现。这点跟三哥真不一样。三哥也读书，但同时兼顾玩我妹妹的小辫子，还时不时就苦口婆心规劝我要言行举止注意斯文。二哥读书比三哥狠多了，即使进餐时也没停向妈妈请教代数几何。绝不像我三哥手中翻开书嘴里讲着《木偶匹诺曹》，还凝了脑袋让两个妹妹帮忙揪白头发。红房子许多女儿大了的家属都喜欢我三哥。尤其4楼的马姨姨，每见三哥，就上下端详，笑眯了眼说：“可子长得像个演员。”
二哥比三哥长得更灿烂，而且因为当过兵，就身板神态都练得很帅气。三哥拉二胡，二哥却拉手风琴。有时，我猜他是把眼睛读累了，他就拉琴，一面拉还一面唱，每次都唱“我复员回到了故乡，故乡全都变了样；万亩土地连起来，村连村来庄连着庄。我们亲爱的故乡，到处是一片新气象。”可就那么来来去去一首歌，还唱得楼上楼下的姑娘们有事没事都来我家门口转悠，心不在焉地跟我东拉西扯，好像突然一下子，她们都不嫌我是匹害群马了。我就告诉妹妹，我丝毫不为二哥的将来耽忧，那是不愁没有好姑娘为他献青春的。
有一天，我被几个姑娘甜言蜜语哄了，正坐在楼梯上，将从哥哥房里偷出来的相册翻给她们欣赏，妈妈来找了我去，说家里很需要鸡蛋，希望我每天早上能去小街排队买。妈说父亲到外地开会，妈要照顾小弟走不脱，妹妹小，哥哥每天早上从6点钟起就要攻书，妈就不得不指望我了。
翌日凌晨，5点钟，妈妈轻轻拍醒我，递过一张小板凳一只菜篮，篮里有本《牛虻》。我就上小街去了。
我才知道，小街每天7点钟卖10来斤鸡蛋，按人头算，每人买半斤。倘若不早早排队，便连蛋影儿也见不着。我将菜篮去排队，然后就着街灯，坐着我的板凳看小说。看两个钟头的小说，买到鸡蛋冲回家，才刷牙洗脸吃早餐，跑步去上课，上课就直想打瞌睡，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虽然我没有见过红房子任何人来排队，但依然深切感到鸡蛋的匮乏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倒从来没吃过自己买回去的鸡蛋，妹妹没有，妈妈也没有。那每天半斤的鸡蛋是为我二哥买的。因为他忽然之间，头发纷纷地落。母亲带他访遍重庆的名医，就有人开出鸡蛋方子来。说是每天把个头，反反复复使蛋黄按摩、蛋清浆洗就不但可以止秃，而且头发会越长越旺。于是我二哥就将拉琴的时间花了来护发，再顾不上唱他复员回到了故乡。不过即便这样，姑娘们也常来跟我没话找话，还很体谅地说“读书真辛苦呀！”什么的。她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军官拼命洗头的事。
我二哥不在澡房洗，不在厨房洗，而是在他卧室躲着洗。妈妈一盆一盆帮他换水。
妈在厨房告诉我，二哥初中毕业就去参军，在部队只有很少的时间自学，现在突然没日没夜用功赶考，怕是焦虑所致而落发纷纷。二哥当年参军，为剃头还难受了好一阵，一当军官就赶紧蓄发，眼下头发去得这般气势汹汹，自然有些害怕。妈说她知道我买鸡蛋是很没趣也很辛苦的事，但还是希望我能继续照顾哥哥。
我眼瞪瞪看着好端端一个漂亮哥哥，却被些蛋黄蛋清酱得满脑瓜稀里糊涂，心里就会替他难过。好几次，我都想开导他说“为人处世，品格好才情高就很不错了”，又想说“其实光头也没什么不光彩。比如人家杨五郎，还特意跑去五台山将自己剃得溜溜光哩！”但一见二哥那副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关于“耗子掉头发也能活，耗子能活你能活”之类的劝喻，就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口，就只好作罢，就第二天又去排队买鸡蛋。
一样是排队、重庆人却分别有叫法。学生士兵或什么群体部门的集合，叫“排队”，哪怕5个学生或3个兵成一条直线在走在站——是排队；但别的队，如等部等车等送电影院的，叫“站轮子”，几个人是站轮子，几十个乃至几百个人也是站轮子。一天又一天，我发觉小街这儿越来越不对劲：站轮子的人越来越多，红房子的家属也先后出现，各自抓了鞋底、毛衣在街灯下打发瞌睡。人们越到越早。起先我5点钟赶到，总不外乎排在一二名。后来渐渐成了第十几名终于，要变成4点半起床再变成4点钟起床终于，就没有蛋卖了！不过到了那时，买肉已经要站轮子，买豆腐正开始站轮子，紧跟着，节奏快如急急风的锣鼓点儿，买青菜也要站轮子凡是买吃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吃有关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活下去有关的，都要老老实实站轮子。来了，来了，这回饥饿真的来了。重庆人管它叫“饥荒”。饥荒这时候，一点也不鬼祟不扭捏，而是来得那么明目张胆，那么穷凶极恶，没等我们从对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憧憬中回过神来，饥荒便如龙卷风，将每一家人卷出门，卷上街变成各类轮子，卷进一个温饱生死已经难以料测的严峻时代。
那个时代，票证可真多呀！我迄今仍记得起的证，就有粮证、煤证、柴证、菜证、白糖证、饼干证、煤油证票就更多，仅仅粮票就分市票、省票和全国粮票，另外就有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我小弟是婴儿，所以还有奶粉票，到奶粉都供应不出时，就增加一种代乳品票——以上那些证呀票呀，都是用来购买每天要吃要用、没有了就活不下去的东西。至于想买那些即使没有也能活，不过就是活得有点尴尬的东西——比如能吃的东西像豆腐啦，粉丝啦，海带啦什么的，则有付食品票；又比如，能用的东西像火柴啦，闹钟啦，鞋子啦，枕头啦，门锁啦，菜刀啦什么的，就要凭工业品票；抽烟的男人还发一种烟票，关于什么证可以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应该用什么票证，大人小孩全能分得清清楚楚，就是绝不识字的尖脚老好婆也断断不会搞错了去的。错不得，一不小心搞错了，就有麻烦。比如去站肉轮子，在前后左右的人堆中连夹带挤好不容易，三两小时后终于捱到肉案子前，卖肉的把手一伸：“拿来。”如果那顾客，竟阴差阳错递出张煤票或粮票，卖肉的只说得3个字：“票错了。”便眼皮也不眨随即抬头扬声喊；“下一个。快点快点！”于是，肉轮子就一面向前蠕动半步一面又同情又责怪朝那搞错票的人吼：“还不跑回家换！”或是“住得近不嘛？换回来趁肉铺子没关，赶忙重新站两个钟头轮子嘛！”
除了上学，找大部分时间都在站轮子。因为二哥考入四川大学，已经踌躇满志奔成都，顶着一头黑发读书去了，可可还在幼儿园住着，钟家就没什么壮丁可以出阵。妹妹无论怎么争取，我也坚决不准她上街站轮子，深怕她被人挤了踩了，于是她就在家把洗碗扫地包下来——那正是我平生最感头痛之事。而站轮子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苦差，反正手中有本书。那个时代，我读得最多的是剧本。
妈妈的私人藏书除了数学理论，几乎全是剧本。我先从老舍的《茶馆》读起，然后读曹禺，读郭沫若，读完又读汤显祖、关汉卿读完中国的读外国的。妈妈的外国剧本比中国剧本更丰富：从埃斯库勒斯到莎士比亚、萧伯纳、莫里哀、席勒、契诃夫应有尽有。我就一个剧本接着一个剧本读，一条轮子接着一条轮子站，简直感到其乐无穷。
第二十五章
我的小哥哥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