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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大修”了这台“老牛破车”，取消了原来的一套封建式治厂手段与家长式的管理体制，而逐步地全面推行了他在美国学得的管理体制，取消了稽查处，代之以以工程师为核心的工务处；取消了总管督办制，而代之以厂长领导制，下设工务、事务两处，分领三部六科。分工明确，责属清晰，并关心到工人的食宿，专设了膳食科与宿舍管理员。
“车”已修饰一新，就需要换“牛”为骏马了。在这方面，唐星海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不惜重金的。在他争取得用人全权之后，他极力搜求、高薪聘请了许多能人，内中不少是在我国现代纺织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曾被他聘为厂长的著名纺织工程师骆仰之，曾为他主持电机工作的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机电工程师范谷泉与张功焕，南通纺院的高才生、后来成为名列中国十大纺织工程师榜次的王方揆也被他重金挖来充任庆丰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因担任戚墅堰机车厂经理成绩卓著而名气斐然的吴玉麟也被他请来任厂长。更可见其重视人才的实例，是不惜以十根金条、一座洋房的代价将日商内外棉厂厂长魏亦久挖来给庆丰做厂长！
对于庆丰旧员，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因才施用，多有安排。对其中一些经验丰富而又勤恳踏实的人才，照样重用，如陶心华。陶心华原来是老庆丰的一个普通职员，经唐星海认真考核，发现此人业务熟练，为人忠诚，且甚得人心，便安排他做了副厂长，而将严谨而又心细的陶若华安排去做了宿舍管理员，这一男一女两个陶门之华，也果有华采：陶心华将全厂财务管理得头头是道，陶若华将整个宿舍管理得井井有条。
重金聘用，是招揽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不惜大量的智力投资，培养后继人才，尤为长远利益所需，也是人才的一个更重要、更广泛、更可靠的来源。唐星海极具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他不但不惜工本极度予以重视，还亲自过问与参与其事。他投资并亲自主办了一所“无锡庆丰纺织人员养成所”，形式与今日的纺织专科学校相类，学制三年，教学内容以数、理基础课与纺织、印染、电气等专业课为主。他亲自出任名誉所长，而以厂长骆仰之兼任所长，聘请许多著名的专家、工程师，如范谷泉、薛桂伦、朱文渊、吴敬人等任教。招收的对象为具有高中以上学业的未婚青年，也是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的。
唐星海对这所相当于今日大专型的“养成所”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他不但亲自过问校务，保证办学资金，甚至亲自参与授课，而且连招生这一环也牢牢把关。由于学费不高而又确实能如当年景溪公所强调的一般“学习一业”，毕业后即可享有职员乃至更高的待遇，有志学子闻风蜂拥而至，虽在见报时已言明只收三十六名，却届期报名不下千人，而因误延不得报名者尚远不在此数。可见这一得力举措的重要与甚得人心。
考试分两个方面，一是笔试，二是面试。唐星海拉着骆仰之两试中都亲自严格把关。由于有充分择优余地，“择”得更是优中之优，要求得也极为严格。对取得面试资格的逐一地单个提询，学业之外，连相貌风度，举止言谈都列为“择”选的条件，因而录取了一批优秀的基础甚好的学员，被录取者自也深感荣幸，也有因一个不慎而失意者：如有个青年成绩好，应对又得体，主考又注以和蔼、称许的目光，便得意得忘了形，临出门前顺手打了“榧子”；还有个青年于应对时一时兴起，翘起了二郎腿，都因此而失了录取资格！
这所“养成所”一直办到抗战爆发，三年一期，培养了数百名技术人员，内中也成长起了不少著名的人士，如陈鼎司、温懋修、黄锦春、王步良、张君谋、汤尧理、朱文玲等等。数百名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岂是小可？就算庆丰已发展到三千人，比例也甚可观，这批技术骨干的作用岂可忽视？
几乎与“纺织人员养成所”创办的同时，唐星海又在庆丰厂内组办了短期的养成工学习班。用唐星海的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工人就能纺出什么样的纱，织出什么样的布。相应地说，要想纺出好纱，织出好布，也必须有好工人。因此，唐星海对工人素质的选择与提高也是甚为关注与狠下功夫的。已在职的工人，素质差的必须力求经过学习短训提高上去，对那些素质极差而又经培训无明显起色的一律辞退。彻底废弃了过去的工头招工制，而代以所招工人定期的学习班培训，才得录用。既清除了工头控制工人的弊端，也强化了工人的总体素质。一九三二年以后，这种学习培训的方法与手段就更为完善、有效了。这一年，唐星海于赴英参观订货中，顺便订购了一套短程纺纱机，回来后与本厂淘汰下来的织布机配伍，专门用做养成学习班的实习机器，并订出了近于现今的文明生产要求的条款：学员还必须学好并掌握巡回路线、操作规则、接头方法与工具定点堆放等。有了这一有力的措施，工人的素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明显的提高，且对总经理靠得更近了。这也同时产生了另外一种效应：无论是从“纺织养成所”毕业的技术人员，还是经过养成工学习班培训的工人，都自觉地劳作，主动地向唐星海汇报些厂里或车间的情况，形成了一个稳固而灵活的人事劳作基础。使唐星海不仅能放心地安排与扩大生产，而且随时可以较清楚地掌握人员思想、活动与生产动态，便于及时准确地采取相应措施。而这些素质好、有文化、有修养的员工们，经实践的一再证明，较那些被视为心腹的文化素质较差的身边人更为可靠。例如，为了照顾私情也为了便于可靠使用，唐星海把几个曾在他家做过保姆、女佣、厨司的老太婆派到了厂里做“抄身婆”。这些抄身婆没有文化，又自持是老板的“亲信”，往往凭她们的认识与判断标准向老板“打”些“小报告”。一次，一个这种抄身婆“打”了工程师陈鼎司的一个“小报告”，对老板说陈竟擅自将雪白的棉纱降为“回丝”，结果常被女工们带回家去使用。这可是大大违反了唐星海亲手制订的严格的厂纪的。于是，唐星海很恼火地把陈鼎司申斥了一顿，陈鼎司据理力争，表明绝无此事，并耿介地回责唐星海不该轻信一个无文化少知识却善嫉妒爱嚼舌的老太婆，而误解一个忠心耿耿的他亲手培养起的学生！唐星海便放弃了追究，自此也就益发倚重与信任这些他费了许多心力、投了不少资培养出的学生与训练出的学徒了。
制度治厂，名牌领先，向纵深发展
破“车”修成了好“车”，“老牛”换成了“骏马”，还要“笼”“套”兼备，佩饰光鲜，驾驭得法，方能高驰远奔，甚至“日行八万里”！
这“笼”、“套”就是各种有效可行的制度。那“佩饰”就是以名牌为领先的质量、信誉。至于“驾驭”术，自是科学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在这几方面，唐星海也是倾注了大力与不少心血的。他订下了大量的具体细微、切实可行的工厂制度，囊括生产、生活甚至员工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其中检查制度尤为严格，由于年深日久，许多具体内容已然阙失，存者已然不及其半，且多已残佚。根据有关书籍的整理记载，大约可以肯定为当时确已实行的有：
《本厂职工规则》。可据实的内容为“应忠实勤恳，操作严谨，摒弃恶习，遵循本厂一切规则。”附若干具体条款。“进出签到时间，送厂长查阅。察其勤惰。”
“各职员应力戒五点：不许调戏女工；不许吸食鸦片，不许赌博，不许酗酒，不许斗殴”。
尚有十余条。
《膳厅规划》。强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接着是有关节约的若干条，有关饮食与环境卫生的若干条，有一条是明确规定不得留外人，哪怕亲友进厅就餐的。
有关宿舍规则。规定每室须选一名室长，以便管理，各室间俱有比赛性条款，明文规定。“应准时就寝，勿高声笑谈妨碍他人”，对女工宿舍另有具体规定，如要求整个宿舍整洁美观，室内包括床上不许堆放杂物，凡暂不用的东西（包括衣物）都须交宿舍管理员统一分别保存于固定的储藏室中，床上的被褥须折叠、摆放得和军营一样地整齐，雅观。
有关工卡制度。特从美国购进并安装于相应的位置的子母钟、计时钟与更钟都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如要求员工上班时须将工卡放在计时钟里，这时自动控制的钟就会立即做出反映，准确地打出进厂时间，即使迟到几分，甚至几秒，也会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较到工房签到制不仅省时省事得多，而且可靠度也大大增强。至于更表的作用，几乎等于几个最忠于职守的监督岗。依规定，厂内巡警夜间巡逻时务须在几个设在厂内偏僻处的更表上打下到达时间，而更表又是装在上了锁的更箱里的，锁上的钥匙俱不相同，一锁一个专用，既不得由他人代替，也无一次打好的可能，因此巡警们想偷一点懒也是办不到的。其实已成了制度电控化。
有关请假制度。此项对职员工人，男、女工都分门别类做了具体规定，如病假，无论职员还是工人请准病假后都有享受工资待遇的权利，但具体职务不同待遇标准也就因之不同；对事假的天数也有各自不同的规定。
尚有生产方面的许多具体规则，如保养，维修制度，生产、操作规则等都定得很明细、很具体。
各种制度、规则均注明具体奖惩办法，但总的看奖明显地少于惩，其实际作用在于约束，可谓“威”。
一个机关、一个企业是必须立威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性的明文约束，岂不是乱了套？关键在于可行，并且行必依制，不偏不倚，持之以恒。唐星海手订并躬行的各种制度，规则大部分是合于这个标准的，而且许多方面与具体条款在五六十年前旧中国就已初具了如今现行的管理科学性与优越性，又全面严密，自也行之有效，实是难能可贵！
立威之外，必须辅之以“恩”，这就是兴办与员工切身利益有关的福利事业。一唐星海所兴办的员工福利事业，在当时来说，可谓“全方位”的，浴室、医疗、学校、宿舍、合作社应有尽有，还有近于劳动保护的部分手段。
浴池：职员与工人分开，男女分开，各设专池，应合工作性质之便。
医药室：抗战前一直保持的规模是：设医师一人，助理医师一人，护士一人，男女病房各一，病床数张。
子弟学校：抗战前即已开办，具体情况已失于查证，抗战后共五个教室，分七个年级（低年级设复式班），常在校学生二百五十余人，教师近三十名。
宿舍：居住厂区的工友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抗战前设女工宿舍三十余间。宿舍一律为绿纱窗，室内设上下铁床，并无偿提供被褥，枕具；男工宿舍三十间；职员宿舍二十二间；职员眷属房厂建九幢，租赁民房两所；工房四十八幢，供男女工有眷属的使用，收费只相当于市场通行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对于一部分居住于数里外的老工人，则由厂里包了几只船接送，有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