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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是什么‘风险不大’！别忘了那百万担美棉的教训！你损失得起几个三十万？”
唐星海见老父旧帐重题，声色俱厉，还哪敢再行坚持？只有暗自庆幸那已进口的设备尚未被老父所知的分儿了。
老人家并没有就此而止，只是见儿子低下了头，口气上缓和了一些，仍在教训：
“炳源，你做事也太刚愎武断，也太大手大脚了！竟敢拿出相当于一百件纱的资金去盖你的豪华的办公大楼！这大的花销你竟然连商量也不跟我商量！花这么大的钱，造那么好的楼又有什么用？住平房的不也一样做买卖？”
老人连这点也清楚地了解到了。
可是老人家也未免太“老”成见了。怎理解得儿子的用心？有什么用吗？用途大了！现代化管理中，一个企业的外观形象，是企业气质、特性的代表，他不仅对外界，甚至对本企业的工人都产生着微妙的心理效应，悦目而欢快的主体与周边环境对人的吸引与不自禁产生向往、信任是不可缺少的，正是诸熟了这一管理要诀，唐星海才刻意改换、修建、装饰那原庆丰的“老牛破车”。彻底洗掉了那陈旧的封建式的土气，造就一个现代化的氛围，这绝不是为了他个人的体面，而是为了企业的形象。办公大楼是盖得豪华，盖得几乎是全无锡最漂亮、最惹人注目的一幢，那目的仍是不为了他本人，而是为了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为了美化企业形象，因为一个主要方面，在唐星海尚有一层深意，那就是以此来笼络银行界。银行家们都是“富贵之交”，而“贫贱之交”不可忘，“富贵之交”不久长已是生活的至理。银行家的眼睛只盯着你企业是否发达，与你往来是杏有可靠的保险系数，换句话说，你的企业能否赚钱，他是否有利可图。一看你就是穷酸相，他才不理你呢！对任何一个企业，离开银行的往来，莫说别想发财，只怕会寸步难行。盖上这样一幢在无锡数一数二的大楼，虽说花了三万左右的银元（即保谦公所说的“一百件纱的资金”），可却不但会在银行家中产生出良好的心理效应，而且还可以利用这幢起码够档次的“招待所”，请得动上海一些大银行家有兴趣地来游游三万六千顷浩瀚的太湖，玩玩婉蜒如龙、盘踞如虎、风光无限的惠山、锡山；逛逛历史久远、名动遐迩、秀丽多姿的蠡园。借此打上交道，密切了往来，联络感情，加深印象，建立起牢靠信誉，才能得以背靠雄厚的资金，保证企业的发展。这样可以进，兴旺发达；可以退，救苦救难，以致救命。欲图大利，无银行后盾不行，而且经营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程度不同的危机，小则损失得会大伤元气，大则可导致破产，甚至要命，没银行这个强大后盾也必无以自救。因此这幢楼盖得可以说极富关系全局的长远战略眼光。可保谦公老矣，老而保守得完全跟不上了时代的发展，只看见、心疼那有形的“一百件纱”，却根本看不见那无形的巨大作用与实利。可唐星海却无力反驳，也不敢反驳，那不孝的罪名是极可怕不说，甚至可能因此而丢了继承权！于是他明知会丢去企业大发展的良机，也不敢硬着头皮去实施自己宏伟的规划，只有忍痛地俯首听命。而老父的教训仍没有终止，且搬出了“祖训”要唐星海“切不可忘”，又说：
“你可以忘了任何东西，就是不能忘了祖训！咱们家做什么事都讲究个稳重。正是在稳中取胜。才经历一百多年积下点祖业，你可不能给败坏掉！”
这位老人对他那样极为重视的“祖训”却总是做实用主义式的理解，他认为什么重要便强调什么，以作为自己欲达目的的“权威”依据。当年，他读书无成，考不上秀才、中不了举，便弃除“中举”的主要内容强调“学习一业”；如今因担心儿子好大喜功不听话，又强调起了“败坏家业”。“祖训”到了他手里，居然变成了上可应付父亲、下可教训儿子的法宝！
可唐星海不敢反驳，何况老人家的训斥尚没完呢。
喘了喘气，稳了稳心神，老人家脸色益转郑重地吩咐说：
“炳源，尚有一点我须提醒于你：咱们是书札传家，你要切记，兄弟之间也是要讲孝涕仁爱的！须知你如今已只剩了个小弟，你可不能光顾自己呀！”
这一点唐星海何尝不知，又何尝愿意手足隔阂？可兄弟间至今日的不够和睦，还不是小弟缺乏自知之明，本来乏于现代管理经验，却时时欲染指庆丰漂染厂经理一职！倘他真有本事，让他取而代之倒也罢了，可他那分明是不自量力。老父只是出于偏爱于他罢了。可明知如此，也不敢分辩，只有听下去。直到老父准他离去，他才低着头，退了出来。
离开父亲的寝室，赶紧又去安排了下请医生的事，稍一空下手来赶紧将那全套印花设备运去上海保存了起来，以免再传到老父耳中，惹出烦恼。可是，这种烦恼，除非人真个地下有知，保谦公是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尽管唐星海竭尽全力，跑遍了上海的几大医院，并自请了不少上海、无锡两地的名医，可是人力无法可回天，保谦公也自觉无望，临近病情恶化，坚持回无锡，他必须死在这个他们唐氏借以发达的故居，安安稳稳地葬在祖茔，回无锡严家桥家中不久，即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溢然长逝。享年七十（有的材料做七十一岁，系仍按故习以虚龄计算，当时当然要报寿为“七十一”）。
枯枝连弱枝，保谦先生的噩耗极大地震撼了他的老搭档、老亲家，此时早已隐居且自号为“退庐老人”的蔡缄三。在强撑着吊唁了保谦公之后，便一病不起，不到两年半，便追随其老友兼亲翁于地下了。
保谦公的葬礼是隆重的，然而，留下的隐患也是巨大的。
对于死，保谦公并不怎么在意，时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七十有一，死则死矣，最在意的却是两宗大事，一是庆丰，一是晔如。庆丰是他以二千大洋的些微本钱，费尽心血创起的基业，晔如是他最疼爱的儿子。当自知时日不多时，他先集家人切嘱办好庆丰，并仍是持其一贯不许子侄辈过问政治的主见，不许子侄辈介入当时国人奋起图强抵制日货的浪潮中。他说：
“空言抵制，虽力竭声嘶，亦无稗实际，非创办国货以代不可，故尔等定要办好庆丰，并逐步规拓发展。”
似是“先公后私”，“公”事已了，才嘱“私”事，摒开家人，单召五弟申伯、六弟纪云来榻前叮嘱：
“星海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晔如年幼经验不足，非其敌手，我终不放心，我身后，两弟要多加照顾晔如！”
这无疑是一种“托孤”，不托“长子”，而“托”幼儿，并出于固执的偏见与溺幼能不埋下祸根？由此可见，人过七十，务须慎思，以汉武帝刘彻之明仍不免因“春秋高”而“法令无常”，况乃常人？有了这份“托孤”式的遗嘱，便无异将两个儿子间的裂痕拉成敌对，两弟又竭力护幼，结果是愈护愈糟！在两兄弟主哀并与同众亲友送葬时，本于同衷共戚中，互为怜惜，拉近了感情：做哥哥的深怜弟少，不甚更事，自所难免，如今一旦失估，甚觉可怜，终是同胞手足，自己又是唯一的同胞兄长，怎能不感到责任重大？哀父逝尤怜父爱，出于天性与常情，也曾暗下决心：就是小弟再不济，做哥哥的也得包容！弟弟呢，望着哥哥哀痛欲绝的样子，思及父爱之殷，大生长兄如父之情，哥哥苦苦奔波，于祖业功不可没，实较己强出多多，以后自当聆听其教，竭诚助其振兴家业。舍此还有谁最亲？可是，一旦得知了老父“托孤”之隐，俱自生了离心，弟弟想：父亲明白一世，对哥哥知之甚深，如此重托两叔，自是看准了哥哥必于日后不容于己，须早为之备。有了这一想法，便愈想哥哥愈是“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愈觉得发发可危，防范自是愈过头。做哥哥的只觉得委屈，觉得父亲没有真正了解自己，弟弟也实是有许多弱点，可经这一“托孤”无异是将他与两叔、一弟对立了起来，他感到甚受威胁，自然也要采取些相应的自卫措施。如此一来，更令两叔、一弟认为遗嘱“英明”，也对应地采取措施，且甚有过之。如此恶性循环起来，很快地两兄弟间剑拔省张了。
精明的唐星海对此唯有摇头叹气，毫无办法，也甚为痛心，也就因之重视起他自己子女的教育。
唐星海得温金美为侣，甚为怜爱，两情相悦，堪为佳偶，共生了四男三女七个孩子，男孩自是依唐门族谱。取马旁千字辈：唐骥千、唐骏千、唐骅千、唐骝千，骥、骏、骅、骝，俱为名驹。女儿则不在此例，因而分别为：唐彼霞、唐志明、唐志云。有了深恐下一辈再如他这一代不虞的教训，唐星海抓紧着要子女们保持和谐一致的教育，他除了经常将子女们集在身边，进行手足相亲的教育外，还有意让子女们了解他的思想与希望、要求。除了语言说明外，还常常教以事实。比如他常有意地寻求一些有代表性事件，特将有关的工程师或职员找到家里来商讨解决，此时则特今儿子们，有时还约了子侄等站在一旁，要他们认真地听，以冀收教育与溶合情感之效，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兄弟间的重大隐患已经伏就，时间的更移，只能愈来愈显，终至爆发。开始时尚只是些意见相左，后在兄弟相对时，渐渐地已无话可话。冲突竟见诸于公开场合，愈来沟壑愈深，隔阂愈大，误解也愈多。终至爆发为阅墙之战。最激烈也最典型的是一九四０年与一九四三年的两度“家业”主权之争。一九三九年，由于日寇的侵略危害，唐星海又在上海创办了保丰纺织漂染厂，于当年四月投产。（“保丰”的详情，后文再叙。）此前，唐晔如就风闻乃兄于转移“庆丰”资产中公私不分，乘机捞了不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引起更大的不满，有些董事也由于听了些传言，又得知了那“托孤”之语，便也对唐星海甚为不满了起来。处世也真个怕那“心胸狭窄”，自家如是，再去怀疑别人就愈想愈觉得甚得其理，再加上有同感的人互相助长，就势必认定无疑。唐晔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六叔的支持下，说动他的堂侄、叔兄、堂兄等人的一致赞助，而急切地发难，欲乘此际更换经理，从乃兄手中夺过主权。于是在一九四０年四月五日，由他与六叔纪云出头召集，在上海的保丰厂内开起了“紧急董事会议”。时间定为下午两点及时开会。到了两点十分，唐晔如与其支持者俱来到了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