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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款子仅得原数的十分之三四，最后除黄氏遗孀及守寡的长媳各得四万元生活费外，黄氏财产荡然无存。正像送葬时一副挽联中所写：
楚楚大志，十年雄心争天下；
九九归原，一双空手赴黄泉。
黄楚九只身闯荡上海滩，奋斗四十年，事业发展之迅猛，为举国瞩目，但败落之快也使人膛目结舌。他的失败，是败于世界经济危机和黑社会势力的暗算。他的成功，有许多经验可资借鉴。经营视野开阔，经营手段富有创意，能够巧妙地运用社会游资来发展他的事业。他以一个青年中医眼科医生，只身闯荡上海滩，创下这么大的事业，对我国医药工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起了开拓作用，功不可没。
黄楚九的企业中，因中法大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未被别人侵吞。至于“大世界”的命运，最后还是被黄金荣所占有，改名为“上海荣记大世界”。
解放后，“大世界”归人民所有，改名为“文化宫”。一九八七年，应海内外人士的吁请及上海市民的愿望，“大世界”恢复原名，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娱乐中心。黄楚九先生若九泉有知，当以此自慰。
（洪宏）
杨粲三和四川聚兴诚银行
杨粲三（一八八七—一九六二），四川江北人。又名培英。父杨文光为重庆巨富。杨粲三早年当学徒，学习经商之道。一九０八年接任聚兴成掌柜。民国成立后，揽办重庆铜元局和川北盐税业务，获巨利。一九一五年创办聚兴诚银行，任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业务获大发展，形成庞大川帮银行集团，并向工矿、交通、公用等部门扩展。建国后，参加公私合营，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公私合营银行联会总管理处副查事长。一九六二年病逝于重庆。
他有一个经商有道的父亲
重庆简称渝，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重庆三面环江，形如半岛，依山建城，有“山城”之称；又因多雾，也称“雾都”。
四川是天府之国，重庆是四川的首府。
杨氏家族，是重庆的豪门望族。
据有关资料记载，杨文光的祖父杨清肇于清道光年间，扶妻携子，从江西老家南城县经陕西辗转迁移，来到四川巴县三品京堂街居住。后又以多年经商赚的钱在重庆江北县宝盖厢盖了房子，购了田产，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杨文光的父亲杨骏臣，觉得经商太辛苦，风险又大，于是选择了发愤读书的道路，希望十年寒窗后能金榜题名，升官发财。可事与愿违，杨骏臣在考中凛生后，竟屡次乡试不中。科举功名不成，家道渐渐衰落。杨骏臣只好以设立私塾，教几个学生为生。
清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杨家降临了一件特大喜事：杨骏臣的长子出生了！
这天，杨家的宅院里，一派喜气洋洋。左邻右舍的朋友都前来祝贺杨家得贵子。杨清肇、杨骏臣父子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杨骏臣的妻子在生下长子前的一个夜晚，做了一个美梦。漆黑的夜里，突然出现一颗斗大的闪闪发亮的星星，不久便落到了杨家的宅院里。杨妻一惊醒来，原来是一个梦。第二天便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
杨骏臣非常高兴，认为儿子是文曲星下凡，日后必定大富大贵。遂按字辈给儿子取名焕斗，号文光。希望他将来成为杨家的“玉堂人物”，实现他升官发财的美梦。
杨文光果然天资聪颖，从小心高气傲，自命不凡。读起书来起早贪黑，惹人喜爱。
但事有不幸，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杨文光十岁时，一场大火烧毁了杨家的住宅。这突来的不幸在杨文光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一个很深的烙印。家庭的处境更加困难了，杨文光不得不放弃科举功名，走上了杨家世世代代的经商之路。
清同治九、十年间（公元一八七０、一八七一年），十六七岁的杨文光经姐夫叶紫卿介绍，开始进聚兴祥商号当学徒，拜当时重庆富商刘质堂为师。在商号里，聪明伶俐的杨文光，每天默默苦练打算盘、辨银子成色等基本功，业务能力提高很快，很得师父师母的好评。三年学徒期满，杨文光对商务已日渐精通，刘质堂便提升他为掌柜，放手让他经营。
这时的杨文光对经商赚钱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科举功名的理想早已置之脑后。他念念不忘的是如何积蓄资金，创办自己的商号，成就自己的事业。
机会终于来了。清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由于时局混乱，商业凋敝，聚兴祥商号亏损太多，许多股东要求退股而进行改组。改组后的聚兴祥商号股本为一万两。杨文光拥有起会股五百两，和虚设股五百两，共一千两，占总股本的十分之一，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初步实现了他奋斗的目标。
聚兴祥商号苦心经营了十年后，终因社会动荡而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宣告结束。但是，在商战中奋斗了二十五六年的杨文光却成熟了，并以“稳重谨慎”闻名于重庆商界。
信誉就是金钱。聚兴祥商号结束后，许多人都仰慕杨文光的声望，纷纷邀请杨文光入伙。不久杨文光便与人合伙成立了聚兴仁商号，资金仍为一万两，杨文光被公推为掌柜。杨文光大大庆祝了一番，店内店外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喜气洋洋。杨文光出出进进招待着各方客人，决心大干一场。
有关文章是这样记述商号的第一次股东会的。杨文光激动地向大家宣讲了他的经营方略，他说：
“诸位兄弟，承蒙大家推举我作掌柜，今后必将竭诚效力，不负诸位重托。”
杨文光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环视了一下大家，然后继续说道：
“以后我们的业务采取深购远销、长途贩运的方针。既经营匹头、棉纱、机器、五金等长江中下游的产品，也经营银耳、药材、山货等四川的产品。同时兼作票号的存、放、汇兑业务”
杨文光兴奋地讲着，恨不得一下子将他的宏伟规划全倒出来。一讲到票号，他的眼睛马上一亮：
“这方面刘质堂先生很熟，我明天即去请他帮忙！”
杨文光说到做到，商号开业的第二天，他便雇了一顶大轿子，亲自去请刘先生。杨文光拜刘质堂为师，学徒几载，早熟如家人，但这次见面仍客客气气地施以重礼。刘质堂见状，忙请他坐下，问道；
“文光，有啥子事？”
杨文光坐定，开门见山地道出来意。
刘质堂边听边点头称赞。为了支持他最得意的门生经营商号，发展事业，他欣然同意了。
从此，在重庆商界德高望重素有殷实之称的刘质堂便天天被轿子请到聚兴仁商号上来。杨文光更是亲自端茶点烟，恭敬得无以复加。
果然，刘质堂在商号上一坐，便增加了商人们的安全感，资金源源而来。
杨文光利用这些资金大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又先后在省。内外设立分庄，创立分号，大大拓展了业务。一时间，杨文光已成了重庆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了。杨文光很得意地对人说：
“利用别人的资金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不失为一个生财妙法。”
聚兴仁商号开业后，另一次大发财的机缘是大足县爆发的余栋臣起义。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四川大足县爆发了以余栋臣为首的反清灭洋起义运动。其声势之大，遍及川东，震撼重庆。市上人心惶惶，准备逃难。各商号皆抛售存货，换取现金，物价大跌。各票号更是焦急万分，他们一方面要找个可靠的“下家”将手中的现款放出去，另一方面又要找个可靠的人帮助将放出去的钱收回来。谁最可靠呢？大家都把目光瞄准了以“稳重谨慎”闻名的杨文光。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一个票号掌柜请杨文光帮助的情景：
“杨掌柜，我已是第四次找你了，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就算是帮我这个忙吧！”山西票号李掌柜几乎是在求杨文光了，“我手中的几万两银子全放给你，多少利息都可以；我外面的放款，你也帮我收了，收多少算多少！”
已经有好几个票号的掌柜这样求杨文光了。杨文光的心里也很矛盾，他想了一下说：
“李掌柜，不是我不帮你，我也不敢冒这个险啊！你想想，万一余栋臣打进来，遇到不测，我怎么对得起朋友？我用什么钱还你？我确实爱莫能助啊！”
说完，杨文光继续吸着水烟袋。
李掌柜见状，知道杨文光心里在掂量，又狠了狠心，再次杀价：
“杨掌柜，我们合作多年，这次的忙请你一定要帮！我的银子就算是请你代我保管了，不说啥子利息不利息了；如果你帮我代收放款，我再付你手续费。你看这样如何！”
杨文光放下烟斗，从椅子上站起来，背着双手在室内踱着方步，沉思了好一阵子，说道：
“好吧，就照你说的意思，让我再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不过，真遇不测，可与我无关呀！”
李掌柜走出聚兴仁商号，嘴里说的是感谢的话，心里却直骂娘：
“你杨文光可真狠心，乘人之危，大大压价！”
但除了杨文光，他又能找谁呢！无奈，他只好忍了。
在室内踱着方步的杨文光，表面十分平静，内心却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逃，还是留？”杨文光反复地问着自己，“逃，就必然像其他人那样，得降价抛售存货，肯定要大亏血本，于心不甘。留呢？若余栋臣打到重庆，不但财产保不住，可能连命都会搭上；如果余栋臣被清军消灭了呢？那不是可以大大发财了！”
杨文光一下子想到洪秀全起义，当时洪秀全已定了都，建了国，称了王，但最后还是被清军消灭了，而小小的余栋臣又能成什么气候呢？必败无疑！想到这里，杨文光紧锁的眉头展开了。俗话说“要得富，险中做”，向来稳重谨慎的杨文光决定在别人纷纷外逃时，孤注一掷，“人弃我取”。于是杨文光便和李掌柜等很多商人票号立下字据，签下协约，帮他们存银子，收放款，不但不付利息，还有手续费可得；同时又用这笔现款购进大批跌价土特产，装满重庆的几个仓库；在上海也大量进货，运存于汉口、宜昌、万县等地，伺机高价出售。
果然，几个月后，传来了余栋臣被剿灭的消息，川东局势逐渐稳定，重庆市场也活跃起来。
这时的杨文光，手中控制的大量商品，完全可以左右市场的价格。他一方面将价格扶摇直上的川货运往上海，另方面又将下江货在重庆高价出售。仅这一年，杨文光便盈利六十万两，为其投资一万两的六十倍。由此，杨文光成了重庆商界的殷实大户，“杨百万”的大名传遍山城。
“要得富，险中做”，“人弃我取”，成了杨文光发家的重要秘诀。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０四年），杨文光已开设商号十余处，购置田产数百亩，奠定了杨氏家族财产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乃是他的三子杨粲三。
初掌聚兴诚商号
杨氏家族中的杨文光，在长期的商战中，深深地体会到要使杨氏家族长盛不衰，“非人力财力相辅而不能成功”。因而他特别注意对杨家子弟的培养，以造就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一八九八年，杨文光就仿照《朱柏庐治家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