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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沿用一九一０年清政府颁行的“币制则例”。该则例规定，政府标准银两“库平”七钱二分为银元单位，各地其他成色、重量不同的银两，如海关的“关平”、天津的“行化银”、北京的“公砝银”、汉口的“洋纹银”、南京的“二七宝”等，均依据“库平”八九归元的本位制相应加以折算。
当时各地银钱业与商家往来，无论收付的是银元还是银两，都要折成银两记帐。而银元折成银两的兑换率，由钱业公所依照市面需求量的大小随时定订牌价，加以公告，名叫“洋厘”，钱庄惠得洋厘差额。其时民间往来交易，用银元很普遍，用银锭、银块、元宝的渐次减少。但银钱业收付银元时，每元要收取二毫半的手续费，而以银元存款，却不付给利息。由于币制不统一，不仅造成折算收付的诸多麻烦，不利于流通，而且也使用户蒙受损失。
陈光甫认定中国的币制终将统一，并积极与有共识的同业人员吁请政府早日统一币制，废两改元。早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的前一年，北洋政府曾经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七钱二分，并且铸造发行上有袁世凯头像的大头银元，摆出统一币制、废两改元的架势。但由于军阀各自为政，滥铸辅币，加之外商银行、本国钱庄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废两改元，因而统一币制的政策未能颁行。
但陈光甫、张公权等新式银行干才及一些青年行员，则极望政府早日统一币制。一九一七年上海总商会曾呈请北洋政府废两改元，一九一八年以陈光甫为副会长的上海银行公会再度呈请政府实行统一币制，同时在以陈光甫、张公权等为委员的中外修改税则委员会上，多数委员提议早日施行废两改元。
此议因遭到当时操纵中国税务大权的英国人赫德极力反对，直到一九三二年，中国政府才正式公布了废两改元的法令。
在废两改元的愿望未得到实现的时期，陈光甫为便利顾客，在上海银行首倡银两与银元并用，顾客可以用银两按八九归元开户，也可以用银元进出。就是同一个顾客同时在上海银行用银两和银元开户，银行也准许。
这种业务的开办，顾客感到十分便利，而且不必损失洋厘差额和手续费，因而深受欢迎。上海银行则舍弃了以上两项收益，而且增加了许多工作量，还必须保有银两、银元两种准备金。陈光甫不避烦难，以“服务社会”的精神，推行这种业务。
同时，他注意到上海与无锡两个商业码头的不同之处。上海为银两码头，无锡为银元码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收进银元之后，在上海不容易运用。陈光甫于是决定在无锡设立分行，把上海收进的银元，转而投放无锡的工商业，以对物信用的办法，开办押款押汇，使上海银行的业务范围又获拓展。
陈光甫舍小利而求大成，既显出民族实业家的挚诚，也显出金融企业家的精明。嗣后，两、元并用的业务，也被其他银行仿行，一度成为上海金融业的惯例。
为了方便顾客，上海银行还积极开办汇兑业务。汇兑方式多种多样，有票汇、信汇、电话汇款、小额家用汇款等，不拘一格。上海银行后来在国内各地及香港设有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为汇兑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广泛吸收各地的工商汇款及个人汇款。个人小额汇款，免收汇费，而且即便收款人所在地没有上海银行的分支机构，也要通过就近地区的分行、支行或办事处派人专程送达。上海银行把汇款视为另一种方式的存款，是一种可以为银行短期利用、而且不需要付给利息的存款。基于这种实惠，上海银行的汇兑业务发展很快，三十年代该行在国内的汇款总额度居于全国各家银行之首。
为适应银行业务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陈光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内设机构，作出有别于其他银行的创意安排。
陈光甫非常重视国内外商情信息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等方面信息的捕捉与调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属于私营银行，处于与中外大小银行、钱庄竞争业务以求生存和发展的地位。陈光甫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家，自己所要了解的“彼”，不仅是各家中外公私银行，也不仅是华夏风云，而且是寰球烟雨。为了审时度势，及时决策，他在上海银行内设置了国外部，并租用路透社的电传机。世界各地的商业情况、经济新闻、市场动态、金融信息，每天从海外遥遥传至上海，陈光甫可通过国外部随时了解这些情况。
为加强国外经济信息的搜集与传报，上海银行总行特在纽约设立通讯处，派专门人员负责调查了解国外的投资技术、市场动态、国际贸易、汇兑收解、政治形势、金融状况、产业结构等各种情况，提供总行及时参阅。同时，上海银行还特设经济研究室、棉业研究委员会、农业研究委员会等专门研究机构，经常召开各种专业性的研讨会，对某一门类的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并提出建议，以供总行领导人决策时参考。总行有时还特聘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学，对本行的调研工作提供咨询与指导。
此外，上海银行为加强业务往来，还设有往来部。为加强对物信用业务的开展，在广设仓库的同时，专门设立了仓库部，以便统一管理该项业务。为加强储蓄业务的开展，特设储蓄部等等。这些业务机构的设立，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事业发展，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上海银行在业务工作手段上，还曾首先采用机器记帐，以提高工作效率。
面对这些新的起步，陈光甫感到无限欣慰。但他没有停止不前，他又在筹划新的举措。
新鲜的创意：银行办起旅行社
一九二三年花发草长的季节，陈光甫到香港，准备转路去昆明。他非常注重对社会情况的考察了解，自上海银行创办以后，几乎每年都要到国内各地或国外旅行，以此增长知识，扩大见闻，促进新意念的产生。这次香港、昆明之行，也是本着这个目的。
当时从香港去昆明，交通很不方便，既无火车可以直达，也无飞机可以乘坐，只能坐船到越南，再乘滇越铁路火车前往。
一天中午，陈光甫到一个外国人经营的旅行机构去买船票。进门之后，看见柜台里边一个西籍青年男子正和一个女职员娓娓交谈。陈光甫以为他们在交谈与旅行行业相关的事情，不便打断人家的谈话，于是默默地站在一边，等待他们业务交涉的结束。可是听来听去，二人交谈的内容与旅行事宜根本无关，而且谈兴正浓，以至陈光甫在柜台前伫立十几分钟之久，他们竟然视而不见，根本不加理睬。
陈光甫受到这样的冷遇，心中忿然难平。他转身走出门来，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在汉口报关行服役时遭受外籍行员白眼的情景。他想，那位外籍职员之所以对我视而不见，不加接待，还不是因为他看我不是和他一样的外国人！这些洋人眼中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而中国人又不争气，偏偏连一个自己办的旅行机关都没有，不能为国人的旅行提供方便，因而只好求助于洋人在华开办的旅行机构，同时也只好不时地遭受洋人的白眼。
此时，他浮想联翩，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有一年冬夜，他一个人于午夜乘火车抵徐州。那年气候特别冷，朔风凛冽，冰雪载途。他虽身裹重裘，仍止不住冷得连打寒噤。其时因夜色已深，凋年腊尾，异乡过客，不免有一阵凄凉落寞之感。可是，当他出站的时候，望见还有许多三四等车的乘客，麋集在露天的月台上等候搭车，男女老少，各自守着自己的行李，依偎一团，在彻骨的寒风中发抖。长夜漫漫，无栖身之地。此情此景，使他留下了一个深刻无比的印象。他当时立即想到，像徐州这样的苏北重镇，地处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纵横两大交通干线的交叉点，北上南下，东去西行的旅客在徐州车站换车的很多，假使能在车站附近有间屋，只要能宽大轩敞，足避风寒，倒也不必求其豪华考究，其中有条凳，有灯火，再能免费供应一些热茶水，让这些在长途旅程中备感辛劳的过客，暂时能有一个休息小坐之所，岂不也算是为他们解除了一些痛苦，增加一些方便。假使有一天我们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或者这就是服务。
后来，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为了推展业务，发起环游全球的活动，以便招徕乘客。一时美国的富商巨绅、名流学者，参加这项活动的人很多。在他们的旅行日程中，中国当然是一个大节目。可是轮船公司安排的时间非常短促，大概只能游览上海一个地方，而且是上午驶进黄浦江，下午就要开航驶往别处。当时便有一些略通“洋径浜”英语的人，陪着这些外宾登岸观光。这些游客对于上海租界里的高楼大厦。通衢闹市不感兴趣，于是那些以导游为职业的人，便把他们带到城隍庙会，以迎合这些外国游客的好奇心理。上海的城隍庙，好像北京的天桥，台北的万华或圆环，在陈光甫看来，根本谈不到风景名胜，更是无所谓文化。即使有一些可以代表我国民间古朴的风物，亦不是洋人在匆促的时间内所能领略的。这些对中国本无较深了解和印象的外国人，不远万里而来，一眼便看到了我们这一个地方，匆匆归去，少不得信口宣扬，说这就是他所亲历目睹的中国，难免会发生对我国的种种错误认识。想到这里，加之受到这场刺激，他握紧拳头自言自语道：
“要洗雪耻辱！要争回权力！”
于是，他决心把久蓄的意念立即变为行动。要创办一个中国人自己开设的旅行机构，以服务于国人，同时也与洋人在华开设的旅行机构一争长短。
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可代办旅行服务的机构主要有两家，一家是英国的通济隆公司，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通运银行。这两家外国企业在上海、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开办代售旅行所必需的车船票等营业项目，几乎包办了中国人出国旅行的全部业务。外国旅行机构还发行旅行支票，这种支票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作“通天单”。外国人利用这种机构赚了中国人的钱，而中国人却没有想到要收回这种权利。
一个人成就一项事业，其创意的萌芽，有时可能在心头蓄积相当一段时间，一旦遇到某种机遇，或某种刺激，这萌芽便破土而出，迅即成长，形成一发而不可收之势。陈光甫也即此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旅行社。
有一天，他突然看到报纸上刊载的一条消息：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九次会议已订于本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各省代表都需要先集中到上海，然后转香港、经越南，再乘滇越铁路到达目的地。陈光甫想到，这些教育代表们所行路线，正巧与自己的这次旅行路线相吻合，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和不便，不应该再让别人照样遇到。于是他在旅途之中便向上海银行总行拍发了电报，嘱咐相关人员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取得联系，争取教育部与各省代表齐集上海后，从上海至昆明旅途间的一切舟车食宿事项，全部由上海银行派出人员陪同料理。
陈光甫此举，颇令上海银行的有关人员感到新鲜，一时不甚理解，但却受到教育界代表们的欢迎。这是陈光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