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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传为美谈。那家钱庄从此再也不拒收上海银行的本票了。
而对于来自外国银行的压力，陈光甫则敢于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上海银行的外汇经营逐渐得手之后，便不断地向外国在华银行的世袭领地争进。这触怒了外国银行。那些洋人岂肯坐视上海银行与之争利？英商麦加利银行首先向上海银行发难。一天，担任上海外国银行公会会长的麦加利银行经理突然宣布，不接受上海银行与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意在限制上海银行咄咄逼人的外汇业务。
来而无往非礼也。面对洋人的无理行径，陈光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致函上海外国银行公会，郑重声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再接受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
陈光甫的举动，在上海金融界中外人士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惊愕者有之，不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感佩者亦有之。结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这场纷争中取得胜利，两家银行的合同恢复交换。从此，外国银行知道中国有个不怕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杉，同时知道中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一位不怕压的总经理陈光甫先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声誉和陈光甫的名望在金融界同步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了与外国在华企业争生意争权利，陈光前又创办了保险公司，并积极辅助民族工商实业，冀望他们得到振兴与发展。
拳拳报国心，殷殷赤子情
一九三六年五月，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签定了“白银协定”。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光甫奉命赴美斡旋签定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并担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又当上“国府委员”。但他虽然如此效力，在国民党内却并没有真正的地位。为求生存与发展，他不得不改变“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而求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特别倚重美国的关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保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九三六年他赴美签定“白银协定”，虽遭人白眼，低声下气，但因得到在美国财政部里任职的同学的帮助，最后终于获得成功，使国民党政府对陈光甫另眼相看。一九三八年再度赴美签定可作循环使用的“桐油借款”，又使他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陈光甫为保证借款能及时清偿，在国内设立复兴公司，多方收购桐油、猪鬃并用自购汽车运至海口，装船运往美国。又在美设立接收、偿债机构，专司其事。陈光甫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一则出于为抗战出力，为国家尽责，一则是出于维护自己在美国的信誉，扭转美国人对中国人办事不认真的印象，增强美国人的信任感。
陈光甫的努力没有白费。由于他经手的借款都能按照协议如期清偿，他在美国的声望很快提高。一九四一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陈光甫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要蒋向陈请教。由于美方提名，这年成立的中英、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会，由陈光甫出任主任委员。这时，与陈一向不睦的宋子文，对他也奈何不得。
陈、宋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结怨亦深。一九二七年陈光甫为蒋筹款之举，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却使得宋子文不大高兴。陈光甫感觉味道不对，惹不起躲得起，于是举家迁往武汉，至宁汉合流后才又返沪。这时，宋子文得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仓库存有从开封运来的硝，于是委托章士刽律师向法院起诉，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私运军火，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查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但是，陈光甫办事一向谨慎，从开封运抵上海的确是南京政府军政部托运的物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持有军政部的正式护照。宋子文无话可说。事后，章士刽力劝陈与来搞好关系。陈对宋只是表面敷衍，心中时存戒备。一九三一年提存风潮时，陈光甫曾向中央银行求援，得到该行业务局总经理唐寿民的支持。宋子文闻讯曾专程由南京到上海责问唐寿民。一九三四年国申新纱厂一事，陈光甫对宋子文更加疑惧。一九三五年张公权洒泪去职，令陈光甫有物伤其类之感。一九三六年春，陈光甫从上海北上视察，途中突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密电，阻止他继续北上。其原因据说有人在南京、上海散布谣言说陈光甫这次北上，是有政治企图，意在联络韩复榘和宋哲元。陈光甫认为这又是宋子文在图谋自己。因此，他放弃了拟议中的济南、天津之行，仅在徐州与这两地的分行经理会商行务。
陈光甫对政府当局压榨金融界的作法本不满意。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说：“政府借款，推销公债，迫令维持政府经费，一若银行负有维持义务，不容推诿。苟稍迟疑，即以为不爱国。借款与政府未必即为爱国。盖政府经费应有预算，量入为出，何能借债度日？”
他已经感受到四大家族的压迫。加之他与身任财长的宋子文关系微妙，不得不令他心存警惕。
一九三八年夏，日本侵略军进攻汉口。美国总统罗斯福担心中国没有外援将不能持久抗战，决定请政府派员赴美磋商。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通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希望中国政府指派陈光甫赴美磋商财务事宜。于是，陈光前于九月九日由香港秘密启行，十天后飞抵美国首都。
在美期间，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起，通过多方斡旋，得到美国财长摩根韬的支持和罗斯福总统的允准，签定了“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元的协议，嗣后又签定“滇锡借款”二千万元的协议。其间，陈光甫与蒋介石、孔祥熙函电往来频繁，及时密商一切。一九四０年五月三日当陈光甫离开纽约返国之时，蒋介石曾发专电予以嘉慰。
陈光甫虽有劳绩于国事，一时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得以名列国府委员，但他仍持稳健谨慎态度。据说他赴美借款成功后，蒋介石为继续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曾要陈光甫出任财政部长，但被陈光甫所拒绝。陈虽从政，但未入阁。虽任国府委员、中央常务理事，但只是虚衔，并未因此缚住手脚。
抗战胜利后，陈光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仁发表他对现实和未来社会经济政策的见解时说：
“观史例，按现情，经此次大破坏之后，中国首先需要之经济政策，应是‘休养生息，以苏民困’。”
并指出当时社会道德破坏的严重，他希望战后中国经济得以发展和恢复，督励行员以新的姿态贯彻服务社会的宗旨。然而他的这些设想在现实社会中受到阻碍。他所主张的“休养生息，以苏民团”，被蒋介石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所代替，带来的是兵连祸结，民生凋敝。他寻求银行新发展的企望，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他所推崇的“忠诚廉让”的社会道德风尚并没有形成，而他所痛斥的“私诈贪霸”恶劣世风却愈演愈烈。’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后，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陈兵长江北岸，国民党军队已一败涂地，于是有国共和谈之议。李宗仁赴上海邀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冷御秋、陈光甫五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北平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探询中共意向。陈光甫谢绝了李宗仁的邀请，不愿承此难为之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出访泰国后，避居香港。
纵观陈光甫的一生，他常常以“随缘善变”的态度，求得与变幻多端的世态环境相适应，相谐调，借以实现他“不变”的人生愿望，创立与发展中国的民族金融事业。
人生的尽头
一九七六年七月，九十六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望着天花板，想起前些天爱女淑英与女婿吴世爵还搀扶着他去了阳明山，那里温泉瀑瀑，瀑布声声，花红草绿，风景如画。山上遍植樱花、梅花、杜鹃花、山茶花。自从定居台北，每年春季百花盛开时，他都前去游览。今年虽身体不适，还是去了。这时，他的不听话的手脚拍击、搅动起来，痉挛似地一忽儿动，一忽儿停，力量也薄弱得很。他仿佛觉得自己在水中沉得太深了，永远升不到水面上来了。他觉得仿佛懒洋洋地浮在一片朦朦胧胧、幻影重重的大海上。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缤纷的光辉，沐照着他，覆盖着他。不知为什么，他不自觉地想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名不见经传到为世人所瞩目，步步皆注有他的心血。当年他常说：
“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
自己之所以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达到人生目标，关键在于认识人才、罗致人才、培养人才、任用人才。视有无人才为企业盛衰的关键。如果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当年创业之初，将曾与自己同时考入汉口海关邮政局工作的二位朋友杨介眉、杨郭甫请来银行工作，人称三人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桃园三结义”。又想起协助自己创办中国旅行社的朱成章、继朱之后主持中国旅行社的陈湘涛、协助自己创办海光图书馆的莎士比亚专家林博士等等，都为成就自己开创的金融事业出力不少。自己还任用教会元老为存款部经理，任用与驻沪海军有关系的人为虹口分行经理，便于开展教会与海军方面的存款业务。一九二六年，自己看到《银行月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文，认为颇有见解，便多方打听文章作者资耀华的情况，并发电报邀其晤谈，终至请其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出任调查部负责人，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多所贡献。那时，自己非常注重对人才的培养，认为人无完人，亦无废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至于培养训练人才，更是不惜血本。不仅对新招募的人员定期加以培训，即如行中各部门骨干，也要他们定期到国内外考察，以开阔眼界，吸收新知识。
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平生最钦佩的实业家张骞、范旭东、卢作孚，银行家张公权、李铭，文学家胡适，艺术家程砚秋。他仿佛看见了大哥咏青，他在家乡承继父业。三弟海秋，他历任湖南省盐务办事处处长和国民党政府盐务总局处长达三十余年。四弟翼祖，曾赴美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随员，回国后在汉口、香港等地经商。
他脸上没有血色，瘦削的脸显得更瘦削了，嘴微微张开，口沫在两撇八字胡上面发亮。他感到自己一生奋斗无所遗憾，只是对故乡的眷恋深深地刺痛着他那颗即将停止跳动的心。
（丽君）
严裕棠和光裕公司
严裕棠（一八八０—一九五八），生于上海市。号光藻。一九０二年与人合办大隆铁厂，一九０七年后独资经营。同时拉拢英、日商人经营房地产，获取高利。一九一五年租办苏纶纱厂。一九二七年建立光裕公司，总管大隆、苏纶两厂，自任总经理。同年由于杜月笙的主持，买进苏纶厂，逐渐发展成棉铁联营企业，抗战前总资本已达五十万元法币。上海沦陷后，企业为日军强占。一九三八年开办上海泰利制达机器有限公司，聘美商为董事长。一九四０年以出让大隆为条件收回苏纶等企业，并做五金、地产等投机买卖。抗战结束后，赎回所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