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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握有大量的金钱，又何愁找不到一个可以赚大利的并愿意与之合作的美国财团呢？康心如拿出他宣传革命思想时那三寸不烂之舌，掰开揉碎地对邓芝如游说美丰的好处，并为邓描绘了一个他与雷文合作后的灿烂前景，并将他对国中所有金融业的局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讲给邓芝如，包括“美丰券”的大有可图。最后，邓芝如终于敌不过康心如的诱劝，同意与已在北京的雷文的代表麦利见面。
在麦利与邓芝如的数度商谈之后，对于可否在重庆建立四川美丰分行一事终于有了些眉目。经多方联系，未来建行时华股一方也已初步形成。事实上真正推动这场商谈并使建行一事粗具规模的，不是麦利，不是邓芝如，而是他们之间的撮合人康心如。康心如做为美方与中方的中间人，总能在双方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因势利导，晓以利害，并引导双方都能充分看到合作之后将为双方带来的巨大利益。
康心如之所以采取如此积极的态度，全力投入美丰银行的筹谋与策划中，是因为他已看清这确实是一个机会，一个他弃政从商的难得的好机会。而唯有美丰成功他才会成功，他同美丰绑在了一个战车上，已别无选择。
当麦利与邓芝如在北京将建行的一切有关事宜谈妥，只需最后定局时，康心如便敦促麦利向上海发去了电报，请雷文即刻赴京，对建行一事做最后的裁决。
康心如并没有想到雷文会成为他未来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了解了雷文的经济实力之后，康心如确实受到了启发。雷文财团使他想到日本的三井、三菱财团。康心如认为他倘真的决定弃政从商，那么雷文财团、三井、三菱财团就是他奋斗的目标。他欣赏雷文的经济战略。
康心如能在雷文那里获得认同，应当说是与他当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分不开的。当时日本的发展不仅使康心如震动，而且在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成败的经验中，康心如又获得了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眼光。从此他知道世界了解世界并愿意接受世界上的一切崭新的成果，他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同一大批知识分子一样将眼光转向了“实业救国”。发展实业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即是要坚决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坚决抵制封建的闭关自守又盲目自大的小农式的或是作坊式的经济体制与观念，这就使康心如他们这批西化的产业家们与乡绅商董式的买卖人们区分了开来。
在这样的一种思想契会中，康心如与雷文一拍即合，而雷文财团在当时的不断扩张中，所急于寻求的合作伙伴，也正是康心如这一类具有开放思想和发展眼光的人才。
果然，雷文也欣赏康心如，认为人才难得。这就为日后康心如与雷文数年的默契合作，并始终得到雷文的欣赏和重用，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在康心如的极力撮合下，雷文意外地找到了重庆方面的新的华股合作对象。在四川重庆建立美丰银行这一举措，原本不在雷文财团的发展规划中。于是，这个使雷文感到意外的成功也使雷文很惊喜。
一九二一年炎热的夏天，雷文在接到麦利的电报后，迅速由上海赶到了北京，与邓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磋商在重庆投资创办“四川美丰银行”的具体事宜。
几经磋商，特别是在康心如左右逢源的勉力推动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并于当年六月六日，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正式签了中美合资的合同。
在创办四川美丰银行的一系列谈判中，康心如均是以中介人的姿态出现的。他从始至终不卑不亢，不动声色地百般斡旋。康心如一面积极同邓芝如联系重庆方面的华股投资，指出唯有跻身“洋务”才可求得发展；一面又和颜悦色敦促美方对合资项目早下决断。最终以自己的学识、教养、眼光、观念以及才”能智慧，将双方在投资以及在日后管理、发展等方面的分歧迅速归拢到一条轨道上。
康心如的这一番苦心奋斗的结果是，他成功地推销了他自己。建行的事情敲定后，康心如不仅获得了中方同乡邓芝如一方的信任与折服，也同时获得了美国雷文方面的信任和赏识。
于是，双方在提出组阁名单时，都不约而同地也是真心地邀请康心如出任这个新建银行的协理，并一致认为，四川美丰银行要想搞好，是离不开康心如这一员干将的。
一九二二年二月，四川美丰银行按照美国银行法的规定以“美商四川东方银行”（TheAmericanOrientalBankifShechuen）的名义向美国康涅狄格州正式注册。而当时能够在国外注册的银行，就比纯粹华资银行在很多方面享有优惠的政策。四川美丰银行的资本额原订为一百万美金，后又定为国币银元二十五万。其中美资占百分之五十二，华资占百分之四十八。美方拥有的股份优于中方。
银行总行设在四川重庆市的新街口，经营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并发行兑换券。
在经过了慎密的磋商及协调后，确立了四川美丰银行首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共由五人组成，其中美方三人，分别为雷文、赫尔德、白东茂，赫尔德和白东茂均为雷文的贸易合作伙伴。中方董事两人，均为重庆商贾，他们是胡汝航和周云浦。董事会下设总经理一人，经理一人，协理二人。总经理自然是由雷文直接担任，赫尔德为经理，协理则由中方的邓芝如、、康心如担任。另设一名营业主任由邓芝如亲信陈达漳担任，此人曾在天顺祥票号当过营业主任，多少有些内行，又有邓芝如的鼎力举荐，双方便也认可。
在四川美丰银行的筹办过程中，康心如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但是当雷文及邓芝如中美双立的代表都希望康心如出来做协理时，康心如尽管心中暗喜，但还是撑持着知识分子的架子婉言拒绝。
其难言之苦在于家境的窘困，使康心如确实拿不出钱来入股，因此也就不好违反规定，不入股就任协理。雷文和邓芝如对康心如的推脱都感到很遗憾，甚至很失望，因为他们都知道，倘没有康心如那样的才子从中协理的话，美丰银行就肯定办不好，更不要说发展。足见康心如已经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置上，使自己成了美丰不可或缺的人物了。
其实雷文早就看出美丰如只依靠有钱人邓芝如、陈达璋等辈是决然搞不好的。
邓芝如尽管极富资财，但他过去从未出过国门，是个极闭关自守的旧式商人；而他手下的干将陈达璋所谓的经验也是旧票号的，跟这种合资的西式银行业务根本不搭界。所以，雷文把四川美丰银行的希望是全然寄托在中方的康心如身上了。
而中方的邓芝如其实更不愿因康心如的无钱入股就将他舍弃。因为他也清楚，要想跻身洋务，整天同洋人打交道，就必得康心如这么一个真正内行的帮手。应当说，如果不是康心如，邓芝如是谋不到这个合资银行经理的位置的；而接下去，如果没有康心如从经营上协理，他拿出钱买到的这个位置肯定还会得而复失。因此，比起雷文来，也许邓芝如更离不开康心如，更迫切地希望康心如能留在银行任职。
一方无钱入股，一方又迫切需要，就在这进退、舍取的两难之中，自认没有“洋务”经验的邓芝如，又一次诚心邀约康心如与之一道回四川重庆，共谋美丰发展大业。为了使康心如担任协理，邓芝如借给他一万二千元股本，使他取得股东资格，并顺理成章地就任了四川美丰银行协理一职。
邓芝如的此番义举，对于身处漂泊落魄之中，急需谋得职业的穷文人康心如来说，不啻是有着知遇之恩的。尽管是借，但在当时能拿出一万二千元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的。有了这笔借款，也才有了协理的位置，有了康心如日后在金融界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康心如在接受这笔借款时也很感动，他认为这笔钱不仅使他摆脱了近年来一筹莫展的困境，甚至也是对他一直养不活的一家大小的一个救助。康心如发誓，滴水之恩，他必得涌泉相报。
美丰银行人员由于康心如出任协理而皆大欢喜。
从此康心如正式踏入商界大门，他毕生为之奋斗，再没有改过行。
左右为难的协理
从筹划开始，前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四川美丰银行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于重庆正式开业。
四月的重庆，早已到处是春意。迷迷蒙蒙的云雾遮掩着古老而美丽的山城。城脚下的江水清亮透彻，无声环城而去，给这个三面环江、形如半岛、依山而建的古城，平添了很多妩媚。
重庆之所以自古为城，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极端重要，它不仅处在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而且是在成渝、川黔、川陕几条主要通道的交点上，所以它自古就是长江上游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城市。而就在这葱葱郁郁的早春中，设在古城重庆的四川美丰银行，在一片吹吹打打之中终于开业了。
这家中美合资银行隆重开业，成了重庆工商界以及民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加之美丰银行华股方面在山城的财政势力，就更使银行的开业成了轰动四川乃至全国的一件要闻。
开业那天，重庆方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各路政府要员及各界社会名流、遗老遗少，无不前来拱手庆贺。新街口一带，几乎一天鞭炮声未停。吹吹打打的乐队也始终乐声长鸣地站在银行大门的两侧伺候。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而出出入入的西装革履、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与儒雅翩翩、长袍马褂的中国人混杂在一起，熙熙攘攘，笑逐颜开。酒杯不断碰响，真是一派繁荣昌盛开业大吉的景象。尽管洋人与中国人之间根本无法用语言沟通，但双方目光的交流就足以使这一开业的典礼增色添彩了。
四川美丰银行开业的排场对于一向宁静的山城来说，可谓浩大空前。如此的排场自然也就耗资巨大，但银行的中美双方都认为这样的场面是必要的，唯此浩大才可预示未来美丰银行的发展也是浩大的，是前途无量的。
为了操练这样一场华而不实的开业闹剧，康心如自然也是费了心思的。他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缜密安排，并亲自登门将重庆从政府到美国驻渝领事馆的要人以及重庆的乡绅父老尽数请来。
就在人们沉醉在这种豪华的场面之中时，其实唯有康心如忧心忡忡。他所焦虑的，是开业后的四川美丰银行能不能将业务顺利地开展起来。这才是最最本质也是最最关键的，这也是银行内部中美双方主事人员中唯有康心如最为关切的问题。
康心如一直认为，他取得这个协理的位置，决不单单为了日后为自己捞一点小钱。他觉得倘若那样耿耿于蝇头小利，那就太没出息了。他想，他既然已涉足于金融界，就应当扎扎实实地大干一场，干出点名堂，干出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而协理，便是他通向未来宏伟抱负的阶梯。于是，康心如更不敢有一丝的疏忽，也不能像雷文那般超脱，像邓芝如那般我行我素做甩手掌柜的。在某种意义上，美丰未来的成败与兴衰，事实上就是握在他康心如的手中了，那么他又怎么可以掉以轻心呢？
康心如到底算是一个精明之人，他的思维使他对自身的行为始终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自美丰银行的创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