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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丰银行所给予人们的印象就如同康心如所给予人们的印象一样：稳重温和。康心如每每对他的各界朋友们宣称，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是“宽和待人、从容办事、忍耐待时”，这几乎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并使他不论遇到怎样的困境，都能方寸不乱，审时度势，走向转机。由于康心如的宽和、从容，他被重庆的同业们戏称为“泥水匠”，意思是说，康心如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总能够取得折中的立场。遇事能摆得平，抹得光，在尽量不得罪任何人的情况下，把事情做成做好。
康心如曾反复说，他实在并不在乎一日一时之短长，或是谁优谁劣谁上谁下，更不去做伤天害理使自己的良心和脸面都过不去的事情。唯有这样想，人才会去宽以待人，平等相处。美丰银行能有如此之迅速的发展，到处都有朋友式的贸易合作伙伴，显然是和康心如宽和的处世态度分不开的。
美丰银行的业务越做越大，而做为总经理的康心如，对银行的经营方针却是非常清醒的，他从未被胜利冲昏过头脑，他始终坚信，美丰要发展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坚定恪守他十几年来所一直提倡的“信用”。
信用是从商之本。所以，康心如所管理的美丰银行，是一致公认始终以“信用”为银行的生命的。为使这一精神在行内深入人心，他屡次旁征博引地向行内职员讲述信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他说，西方世界讲求文明经商，信誉被他们当做从商的第一性资本；而中国的历史上，则自古就有君子重义的人生训诫。尽管要聚资发财，但在其中更重要的，则是应坚持人生的操守。于是康心如非常郑重严肃地将古语“一诺值千金”当做了美丰银行的“行训”，并与全体银行职员共勉。
此间，在一次买卖申汇的交易中，美丰银行的一个营业人员不慎被陷入圈套，致使美丰赔损甚巨。请示康心如时，他当即指示要当场如数赔损，美丰的信用是比金钱更重要的。
又有一次，银行赶场人员做存放交易，不小心将头寸算错，而差额竟高达数千元之多，经手人均希望能毁约，以使美丰不蒙受损失。请示康心如后，康心如便坚持顾全信用，如数填补差额。该赔即赔，该补即补，唯此才能坚持美丰的信用。
康心如的这种“一诺值千金”，以信用为银行生命的经营方针，不仅使美丰银行切实赢得了声誉，而且康心如在同业中，也获得了“康心如一诺值千金”的美誉。康心如觉得，这才是他最最得意的地方。
另一个使美丰银行蓬勃兴旺、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是康心如数年来所一直坚持的严格管理、奖惩严明、知人善任。凭着自幼对西学的学习和了解，康心如在经营管理中，非常旗帜鲜明地决心摆脱掉那种封建古老的作坊式的经营方式。尽管北伐战争后，美方的管理人员已全部离行，但康心如依然始终如一地甚至强硬顽固地坚持英美式会计制度，为此，他同美丰银行的历届中国股董们进行过很多次艰苦的较量和斗争，并每每获得胜利。
康心如始终非常重用会计人员，并严格规定美丰各分支银行的会计一律要由总行派任，并赋予会计相当大的监督业务的实权。这样，便十分有效地减少了业务事故的发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奖惩严明的管理制度。
同时，康心如还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人才。这也是同康心如个人的坎坷奋斗历史分不开的。
康心如深知，唯有将人用好，适得其所，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而雷文及刘湘对康心如的重视与重用就是先例。自美丰建行以来，几任银行营业主任如陈达璋、李星桥等，就是因为用人不当，致使银行业务打不开局面，美丰因此而吃亏很大。这是康心如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的。
到了一九三０年，自从康心如再度掌握了美丰银行的实权以后，没有营业主任合适人选的事实更成了康心如的一块心病。他为此而苦恼，觉得没有好的营业主任就等于失了左膀右臂。恰逢他为此事愁肠百结、焦虑万千之际，他在与同行的业务往来中，发现了同业的大成钱庄的副经理彭肇淮为人机智灵活，精通业务，且和钱帮、货帮的关系都相当密切，是个得力的人才。
康心如顿发奇想，如彭肇淮能被拉来美丰，定然是一员出色的干将。于是康心如开始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设法将鼓肇淮挖来。
后经康心如多方协调，百般劝说，终于将鼓肇淮拉入了美丰。
由于康心如看人极准，又任用得力，自彭肇淮一到任，便极切实地将康心如的诸多主张贯彻落实，并力挽狂澜，大大改变了美丰当时在营业上的被动局面，美丰的资金也随之迅速地越积越多。鉴于此，康心如对彭肇淮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还报。美丰每年分配酬金时，康心如总是不顾其他行员的反对，力排众议，不仅发给彭肇淮特别酬金，而且格外地给以重奖，以示优待。而同样，对于康心如这样爱才重才的老板，彭肇淮自然也是涌泉相报。他的工作更是尽心竭力，并从此忠心耿耿终生为美丰工作，直到一九五０年美丰停业。
天时、地利、人和。这是美丰的辉煌时期，同时也就是康心如的辉煌时期。
美丰的结局和康心如的命运
一九五０年，重庆解放。
康心如对新的政策不了解，甚至不理解，因之他对美丰的未来毫无想法，而只是以一种极为平和的心态静待发落。
解放以后，重庆人民政府对美丰银行困难的处境十分关注，并商定由聚兴诚银行负责出面，向美丰银行透借人民币二十亿元，以供美丰的资金周转。
但此时的康心如对美丰的未来已不抱任何希望，因此对恢复美丰的经营也没有一丝信心。康心如在心底固执地认为，美丰及他的命数已尽，所以无论你怎样设法挽救，都将无济于事。加之慢慢康心如对人民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也有所了解。他知道，政权的性质变了，那么所谓事业的性质也就变了。社会已不再会为他这种人提供任何发展的机会，美丰再勉强经营下去，也无非是做做样子。与其这样徒耗资金，不如趁早收歇，打道回府，还可留下一笔私产。因之康心如在解放以后，没有听从和接受任何人的劝告、扶持和帮助，于一九五０年四月自动宣告停业，从而结束了美丰银行二十八年的经营历史。
又是在山城的一个郁郁葱葱、春暖花开的季节，又是四月，康心如像当初迎来美丰一样，又平静地告别了美丰，告别了他的美丰生涯，告别了他往日的辉煌。
康心如坚信他最后的这一次关于美丰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
四川美丰银行始建于一九二二年四月，这之后走过了二十八年的漫漫岁月，于一九五０年四月宣告终结。
美丰从此成了历史。
康心如觉得在他六十岁也就是美丰停业的这一年，他就已经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康心如的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欣。他艰苦创业过，也声色犬马过；他俯首贴耳听命于他人过，也叱咤风云令万千民众仰视过。他追求过政治也献身过经济，他风光过也落魄过。总之，康心如倘若六十岁时告别人间，他也不枉了生命一场。
解放以后，尽管美丰已宣告停业，但康心如也一直是人民政府争取、团结、教育的对象。政府对他这样一位在西南经济界享有盛名的人士的生活境况，也始终是极为关怀的。解放初期，康心如曾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安排他任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市民建和市工商联副主委、市公私合营投资公司经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足见政府对康心如的重视。
一九五七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欧亚十一国返回时，途经重庆，并在重庆做了短暂的停留。二月十日上午，周恩来在打听到康心如之四弟、老朋友康心远、王絮茵夫妇的近况及住址后，便特意专程轻车简从前往重庆宾馆附近的冉家巷康心远家，看望这两位早在解放前就相识的老朋友，畅谈沧桑，并同康心远夫妇一道在重庆的一家川菜小馆吃了一顿家常饭。席间，总理也问了康心如的情况，并提到抗战中他在重庆工作时，同这里的工商界人士都结下了友谊，也都成了好朋友。总理在渝期间，正值重庆市工商联召开第四届委员会代表大会，周总理在康心远的热情邀请下，于当天下午，偕同行的贺龙同志一道欣然前往大会看望委员们。
周总理在见到这些老朋友时，非常激动，也非常动感情。特别是在见到康心如时，总理激动万千，并极为关切地对他说：
“你老了。”
当时，康心如紧握住总理的手，心中有无数说不清的滋味，有不堪回首往事的苍凉。他对于已成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一向十分钦佩与敬重，而总理依然能记得他，关怀他，就更使康心如感奋而激动。
解放以后，康心如在学习和逐步深入了解了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也曾非常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祖国效劳。特别是在安置批发商转业的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并提出过筹集资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其本意依然是无论谁掌政权，他康心如都希望这个政权能将经济搞上去，从而彻底改变祖国贫穷的面貌。
但是康心如又没有想到，时隔不久，就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他的几个月后，他却被划为右派。
从此，康心如将这顶沉重的右派帽子整整戴了十五年，直到死后数年才得到改正。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文化大革命期间，戴着右派帽子的康心如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九岁。
（丽君）
郭琳爽和上海永安公司
郭琳爽（一八九六—一九七四），别名郭启棠。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竹秀园村。其父辈创立上海永安公司时，投入二百万元港币。郭琳爽善于经营，几年后便建起永安新厦。抗战时，公司被日本作为“敌产”军管。一九四六年，公司的资本额增加到法币十亿元。上海解放时，毅然留在大陆。文革中去世。
父辈创业海外
广东中山县石歧镇南七八公里处有个风景秀丽的旗鼓乡，乡中有个竹秀园村。村后是满山翠绿的旗山，村前是一片平原，村中的一幢幢青砖红瓦的农舍被一丛丛翠竹遮掩着。这就是上海百货业富豪郭琳爽的家乡。其父辈郭乐、郭泉、郭葵、郭顺等兄弟，均出生在这里。相传，旗鼓乡一带数百年前，是一片荒地，直到明朝嘉靖年间，山海关一带的居民才陆续迁来这里，他们相中了这块宝地，于是便盖房种田，开始建设家园。
因为村中到处是茂密的篁竹，大家就给这个村起名叫“竹秀园”。
郭琳爽的祖父名叫郭沛勋，是个勤劳的农民，靠着耕种二十八亩地生活。生有郭炳辉、郭乐、郭泉、郭葵、郭浩、郭顺等诸子。兄弟六个，农闲时在村塾里学习古文，农忙时，帮着父亲锄草种田，挑禾担谷，一家人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