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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本公司早为一般人抢购之对象，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因是存底日浅，难于补进，商人至此，诚难乎其难矣。”
不到三个月，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电台广播了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的“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告对于挽救经济危机已“无能为力”，只得“解冻物价，另筹良策”。广播一结束，物价飞涨，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在这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后的三个月中，永安公司损失流动资金百分之八十，价值相当于四万两黄金。损失如此惨重，永安公司几乎难以开门营业了。
一九四九年，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彻底被打垮，解放大军就要横渡长江。郭琳爽对国民党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但对共产党也是十分担心。若是共产党掌权，对我这个大资本家会是怎么样呢？
在此时刻，郭琳爽很希望能听到二伯父、父亲的教诲。恰好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二伯父曾来信，只是说道：
“沪上近况均悉，余寝食不安，窃以为自永安创业以来，目睹盛衰，不胜法叹。际此时局动荡，变幻无常，影响至重至大，未来局面更不堪设想也。惟望贤侄等尽力维持，俾得安渡危机，则艰难创成之事业，庶可保存。”
二伯父的来信只是安慰而已，并未指出良策。能与其商谈大计者，只有堂弟郭棣活，一工一商互相扶持，上海永安两大企业的担子，全挑在他们两人身上。兄弟商谈的焦点就是“走”还是“留”？电话中谈不拢，只能摆到桌面上公开谈，在永安公司与永安纱厂联合召开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上，曾进行过“去港”、“留沪”两大派的辩论，接连几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父亲郭泉的意见十分坚决，他所关心的就是儿子郭琳爽及其一家的安危，他劝儿子尽快离开上海。曾经打电话、打电报、长途电话、派专人来上海劝说，告诉儿子已在香港大东旅社留好了房间，敦促全家早定行止，从速赴港。对于老父的关心，使郭琳爽深受感动，但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公司，不能一走了之，为了不让父亲挂念，他给父亲回信写道：
“蒙留房屋数处等情，具领大人关怀眷属，男等感篆无似。窃以目前之形势，尚未为非走不可之时，俟事态紧急，自当即行返港，毋劳远念也。”
据有关文章记述，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之时，洋酒部一名叫阿夏的职工找到他说道；
“总经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欢迎总经理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
“你是”郭琳爽问道。
“今天我到这里来，总经理已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阿夏又说道：“不要听信谣言，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是负责保护的。只要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郭琳爽与阿夏谈了三四个钟头，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初步了解，心里多少有了底。五月十八日，他和郭棣活共同署名，给远在美国的郭乐写了一封长信：
前夜十点又半，大人由美来长途电话，已聆一切，辱
承以侄等留沪，重烦关注，殷殷嘱侄等返港，一而再，再
而三，以至于七番叮嘱，所为侄等安全计者至矣尽矣，感
篆之私，至于涕零，当经由侄在电话中详为解释，惟急有
未尽，爰再专函本达，幸垂察焉：
（一）时局发展，前途本难逆料，惟公司纯为工商业之
经营，与政治之演变及党派均无牵涉，持此纯真立场，谅
无横逆之可乘。
（二）目下时局严重，事务繁重，侄等尽力应付仍恐不
周，设侄琳爽、棣活离沪，则经理部诸君，亦当随之俱行，
而经理以下者，不独无所秉承，抑亦无法负责，是未见其
利，已先见其害，不惟环境尚未臻极劣，而公司等已先见
瓦解，危机孰甚。
（三）公司等由各位长辈数十年惨淡经营，始有今日，
迄今诸长辈柱石先后离沪，以重责托侄等，则侄等为后辈
者，平时以惶恐之心，犹虑有未遂，今战祸来临，侄等乃
兼职避地，置公司等存亡安危于不顾，此宣诸长辈付托初
衷，而临难苟免，罔顾责任，又岂侄等所应出此。侄等认
为义之所在，与夫职责所关，生命虽危，都非所计，以个
人安危而弃职离沪，抚心自问，期期以为不可，况于兹世
乱正殷，何处乐土，即离沪又岂能必其安全。
（四）侄琳爽、棣活等留沪，不独为股东权益，与夫事
业之前途，抑亦为与多年共患难之同事共同甘苦，苟非以
身作则，示人以范，则千秋以后，将无词以自解，即此一
端，已令侄等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矣。
（五）此间两公司（指永安公司和永安纱厂）诸同事俱
深明大义，同喻斯理，并深知目前情形，应共同维护，用
是俱能严守岗位，不轻离职。
郭琳灾作出不离沪的决定，使永安公司一大批高级职员的情绪，稳定下来，商场照常营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南京路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到了半夜，机关枪声，冲锋号声，时时传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几位司令官知道上海已守不住了，临逃走时，想捞一把，便把几家富商叫来，以派兵保护为名，要他们每家交五万块银元的“保护费”。永安公司很快将银元凑齐。秘书请示郭琳爽送不送？郭琳爽说道：
“你告诉他们，我们正在设法收兑，凑齐了就送去。”
司令部没有收到银元，等不及了，连连来电话催问，言词中不乏威胁的口吻，秘书又请示道：
“送不送？”
“慢，等一等再说。”郭琳爽回答。
秘书不知如何是好，又过了几日，郭琳爽吩咐：
“再打个电话过去，说我们还在加紧收兑，马上就收齐了，问他们往哪里送？”
秘书拨通了电话，只听电话已接通，却没人来接，正要挂断，忽然冒出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你找谁？”
“找司令部主任副官。”
“司令部的人，昨天半夜坐船都上复兴岛了。”
“他们怎么不要银元就走了呢？”秘书迟疑地问道。
“这事我不知道，有事往复兴岛打电话吧，我是警卫团的，马上也要走了。”
“看来他们不要银元了？”秘书向郭琳爽请示道：“我们还往复兴岛打电话吗？”
“你说呢？”郭琳爽笑道：“他们顾不得银元了，已经跑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晨，太阳尚未露出地平线，朝霞映红了大上海。一夜不断的炮声停止了，四周一片安静。郭琳爽一夜未曾合眼，刚刚有些睡意，听到窗外似乎有人走动的声音。他披起睡衣，来到窗前，拉开窗帘一角，探身朝外了望。马路上的情景，使他惊呆了。
只见人行道上，一排排穿灰布军装的战士，席地而坐，怀里抱着枪。
“快来看，解放军来了！”他招呼还没起床的夫人杜汉华。
杜汉华，广州真光中学肄业，婚后主持家务，温柔贤惠，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几天来，日夜陪伴丈夫，寸步不离。昨天傍晚，与丈夫来到永安新厦，也是一夜未曾合眼，早晨炮声停止，刚入梦乡，被丈夫叫醒。
“解放军？”她揉着睡眼朝窗外观看道：“怎么，都坐在马路边上？”她也看到了这支从未见过的秋毫无犯的军队。
“是啊，”郭琳爽惊讶地说道：“真没想到解放军的纪律这样的好！”
就在郭琳爽夫妻交谈之时，永安公司几个青年店员找来两块红绸，缝做成一面红旗，顺着铁盘梯，爬上屋顶，把红旗插到最高层倚云阁顶端。
这是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胜利的红旗。
上午，欢庆解放的人群走上了大街，扭秧歌，打腰鼓，欢笑声响彻街道上空。入夜，欢庆的人们还在大街上游行，手拿火把，连成一条婉蜒伸展的长长火龙。欢呼雀跃的队伍仍在彻夜不停地行进，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放声高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永安公司在解放的第三天就开门营业。
随着新时代的脚步走
新中国成立后，宣布了新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遵循这一政策，永安公司的经营翻开了新的一页。
过去的永安公司是销售高档商品的公司，洋酒、西装、呢绒、绸缎、首饰、家具和化妆品等等进口畅销货；新中国成立后，永安公司的销售量直线下降，而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普通日用工业品又备货不多，花色不全，规格不齐，原来的老顾客不多了，对新顾客又缺少吸引力，就必然导致营业清淡，资金短缺，甚至出现亏损的局面。鉴于此等情况，郭琳爽陷入了沉思。按照新中国的经济政策，生意还是有得做的，但是没人来买货，怎么办？于是郭琳爽想出一些“招徕”顾客的办法，如开办寄售业务，开办倾销场、拍卖场，搞“连环大赠奖”等等，这些办法试过以后，仍然起色不大。
可是新开张的上海日用百货公司，卖的是牙膏、牙刷、汗衫背心、毛巾被单、针头线脑之类的中低档商品，却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来自四面八方的顾客，几乎踏破了门槛。
郭琳爽在旧社会经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赚了亿万财富，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处于困惑之中，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知之甚少，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于是，他派人找来了《资本论》、《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籍，有的内容他看不懂，有的一知半解，对于如何发展经济，搞好商业，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
不久，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郭琳爽又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他在几十年经销生涯中，遇到过各式各样的人物，遭受到多次打击，凭着他的智慧，总算熬过来了，这次又来个“三反”、“五反”，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运动开展起来之后，上海市商业局公布了三百零三户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属于保护对象，郭琳爽三个字列在其中。在商店里进行查帐、检举、揭发，召开控诉大会时，郭琳爽是公司中唯一例外，坐在总经理室“听”控诉大会的。他在总经理室听到喇叭里传来一阵阵口号声：
“决不让五毒俱全的双皮老虎蒙混过关！”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些口号；犹如一枚枚炮弹把他轰得目瞪口呆。
三百零三户有工商界中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及民主建国会会员和各行业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编为六个组，集中在外滩二十号沙逊大楼（现和平饭店）里自我检查，互助互评。郭琳爽每天都到那里去“过关”。经过“批评帮助”、“端正态度”，补交了一笔税款，成为“基本守法户”，“三五反”运动前后两个多月，最后总算过关了。
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和大规模国民经济建设的蓬勃开展，社会购买力大大提高，市场出现了购销两旺、空前活跃的景象。郭琳爽看到如此大好的形势，就毫不迟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