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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刘鸿生的工厂，只有开的，没有关的；只有买的，没有卖的！”
这体现了他的豪气，也体现了他的骨气。
在办水泥上，他也是通过反复奔走协商的方式联合了唐山启新厂与南京的中国水泥公司，统一步调，划定市场，互通情报，协调产销，大大煞了日本著名的小野田厂的气焰，将其“龙”牌水泥，大半击下了大海，为保护民族水泥工业立下了大功。
在经营中，特别是在竞争中，刘鸿生不仅在经营形式上，而且在经营思想方面都萌生了现代色彩，如他不惜重金于1930年在四川路六号建造的八层企业大楼，就是为要实施他的统一经营管理的设想而造的。
尚有许多精明处，如他的创办银行、“分篮放蛋”的办企业，以及教育子女的原则，都是可贵的。篇幅所限不再多述。
刘鸿生是爱国的，这在文中已有提及，如不惜被学校开除而拒绝当牧师；解囊救灾；捐建学校；拒绝利诱，立足于振兴民族企业；实业救国等。另外，他还为一家医院每年捐赠一万元；为了五卅运动中，对中国人的轻蔑，不惜与交往很久、交谊颇深的黄毛考尔德翻脸争吵，义正辞严地据理力争；对每个出国留学的孩子都明确规定不许与外国人结婚，学成之后必须归国，为振兴民族工业竭尽所学；为二十九军的上海抗战出资出力；拒绝日本占领军的“合资”诱惑；一九四九年毅然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由香港回归大陆；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时率先执行“赎买政策”，将价值两千余万元的产业交给了国家当然，他也有作为大资本家的另一面，因非本文范围不予谈及了。
刘鸿生虽死多年，但他的从商之道在今天看来仍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仔细揣摩，当知此言不谬。
（肖舫）
吴志剑和政华集团公司
吴志剑，一九六０年生，湖南常德人。深圳政华集团总裁。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中，“文革”中曾下乡“插队落户”；参军后担任军分区司令的警卫员，此间创作的反映老干部军旅生活的剧本曾被广州军区话剧团演出，获全军优秀作品奖；复员后，在常德市公安局工作，此间创作的电视剧本《白全环》被拍成由唐国强主演的电视剧。
一九八五年二月下海，先后办鸡场、混凝土预制板厂、文化俱乐团、电子管厂、食品厂相继失败。
一九八五年秋，闯深圳，初时只是承包了个小商店，却硬做起了大买卖，创下基底，开办了政华公司。自此，一发而不可收，内贸、外贸、印刷厂、出租小汽车公司，越办越多，越办越大。至一九九五年，已拥有了一个下属数十家公司、总资产二十八亿元的政华集团公司。
个人财产，据一九九五年较准确的估计，为十二亿元。
人类历史进入十八世纪中叶，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文明进程大大加速；待二次大战后，则其进程更不再是以世纪计，而是以年代计，且愈行愈速，变成以数年计，一年计，以致日新月异，真正接近了“瞬息万变”。
时势造英雄，机遇出良才。可时势并不能将每个人都造成“英雄”；机遇也不能使每个人都成为“良材”，只有适应时势，抓紧机遇者，才会应运而生，脱颖而出。
时势是历史的大气候，可谓“时势面前人人平等”；机遇是大气候下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即时性气候，有它特殊的选择性与规定性。要适应形势，要抓住机遇，就必有预先养成的优势条件，要有超前的意识，也决不可缺少地要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与艰苦奋斗的决心。
这些是笔者从吴志剑创业史中悟出来的道理。
吴志剑正是这种具有优良禀赋、超前意识、善于适应形势、把握机遇，又毅力坚韧、奋斗不懈的英雄、良材！
在当前的中国，一个只有三十多岁的年青人，能够拥有十二亿元财富的，虽无权威部门的统计，然而也可以断定，还是寥若晨星的。是他得天独厚么？是有什么强大的靠山或意外的奇遇么？都不是。他的家庭不过是个很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家庭，在国内多以千万计，可以说平常而又平常；他的社会关系也极为一般；他的经历，也如同他的同龄人一样，都经过了“上山下乡”的“锻炼”。只是他凭了敏锐的超前意识，认准了时势，且把握了时势的发展，下了决心，坚定了信心，顺应时势，寻找机遇。一旦机遇当前，他就紧抓住不放，不惜一切，不遗余力，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凭了他良好的禀赋，立足点、出发点高远，才由小而大，发展起来，时势才造就了这位英雄，机遇才成就了这位良才。
客观的时势与机遇的外在条件，大体上说，对每个生活在改革开放这一大政治气候中的人来说都就应该是平等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换句话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而人的主观努力，又是完全可以弥补这些客观差异的。因此说，吴志剑的成功虽令人难以望其项背，却绝非高不可攀。既是时势造英雄，你也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之中，何以不能成为吴志剑那样的英雄？？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坐羡吴志剑的成功，不如认真分析一下吴志剑的成功之道，以为借鉴，“下海一游”！
本文试图就已掌握的吴志剑的材料，做一下这方面的分析，浅陋在所难免，供共有志于此者参考。
平凡中的不平凡处
逆境不折
一个禀赋的形成，除了一定的先天因素之外，多半取决于环境的影响与自身的砥砺。
吴志剑的天赋是较好的，他自幼聪明好学，又好强刚毅。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事环境也是比较好的。湖南常德，中华腹心之地，芙蓉山水之乡，从屈原、宋玉直到宋教仁、蒋翊武、袁任远、林伯渠、帅孟奇、丁玲、翦伯赞，皆秉于常德的山灵水秀；陶渊明、王昌龄、刘禹锡、杜牧、范仲淹、米芾都倾心于常德的钟秀灵奇。外祖父吴铁铮饱学刚正，识见不凡，深明太义；母亲吴启梅受乃父熏陶，亦是娴静聪慧，诗书画俱精；父亲彭信理才华不俗，亦喜写作，建国后，曾较长时间地担任县文化馆馆长，并曾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会员。由此可见是一个“书香门第”，因此说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上列的各种条件，具体地看，是比较优越的。可要宏观地看，这种种条件不过也很平常，平常到千家万家，一般地说，谁个幼时不有些令人喜悦的长处？祖国大地，因历史悠久而又得地势之优，天赐之厚，“天涯何处无芳草”！谁个不重视子女的教育，特别是建国后生育的子女，己身不足，尚要请人弥补。因此说，吴志剑的身外条件，既有它独特的具体性，也有它宏观的一般性。
父母的教育与影响，固然是重要的，但对吴志剑来说，外祖父对他的教育与影响，则更是分外重要的，他说：
“我从小就在外祖父膝头上长大，深受他的爱国思想影响。”
一个“膝头”上，不仅表现了老人对小外孙的无限疼爱与珍视，倾注了不知多少心血在耐心地、认真地开导与教育；也流露了吴志剑对老外祖的深深依恋与崇敬，承多少亲切而难忘的教诲与关怀，充满着融融的天伦之乐！只有爱国思想高尚的人才能于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为后人打上深刻的烙印，也或者是因为对外祖父无以报其慈情吧，吴志剑才从了母姓。
为了便于加深对这种影响的理解，我们不妨概略了解一下吴铁铮老辈的情况。
吴铁铮，湖广常德府安乡县人氏，出身寒族，又逢水灾，家计维艰，只好于十三岁便离乡背井四处打工以维持生活，从湖南沿着长江，步履艰难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挨到了上海。贫穷没有困倒他，流浪式的打工，更使他阅历深广，也更体察了国穷民疲的痛楚，励志自强，考进了上海水产学院，半工半读。五四运动更唤起了他的爱国热情。其时，他参加了那场历史意义十分重大的运动，并在北京天安门做了演讲。几乎是放下讲稿，毅然投笔从戎，入了黄埔军校，并与聂荣臻结成至交，加入了共产党。四一二中，险被屠杀。一九三五年后，欲奔赴延安，不幸被中途截回，充任了胡宗南部的中将军官。一九三八年以与红军有往来嫌疑被捕，坐了四年监牢，一九四二年出狱后，降为中校，留守石家庄。清风店一战，被俘，聂荣臻当即召见，并要他留在解放军中工作。旋即接受组织派遣，做国民党的上层统战工作。后来，湖南常德的华容、南县、安乡三县，都是因他只身涉险，说动守军将士而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为国家与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建国后，出任了常德地区的粮食局副局长。这样一个“当权派”，又在国民党部队任过“要职”，那场大动乱岂能放过？运动一开始就被戴上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自然也株连了那也戴顶小小乌纱帽的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黑女婿”与“黑后代”的吴志剑的父母，并因问题“重大”而“清楚”，当即遣送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唯将年只六岁的吴志剑留在家中。
六岁以前的“膝头”之教，对吴志剑是深刻的，已牢牢地扎下了根基。老外公的慈爱与敦教，对小外孙起到了异常良好的效用，使吴志剑已初具了良好禀赋，而动乱所带来的巨变与苦难，由于良好的禀赋能面对现实，自我挣扎，就更完善起来。一个只有六岁的“学龄前儿童”，骤然间自己景仰崇敬的朝夕与乐的外祖父变成了受人斥侮的“残渣余孽”，父母也变成了“牛鬼蛇神”，这精神的压力是何等的巨大！物质上更由不忧温饱，不知吃穿何由来，变成了倘不自谋便致冻馁的境界，融融之乐，变成了凄凄之悲，一个如此幼小的孩子承受得了么？
逆境，人类社会生活申的低谷。一个不慎成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陷了进去，是惊慌悲观，还是奋力自拔，其结果必然是不同的：前者会伤痕累累，以致一蹶不振；后者倘得奋斗不懈，不仅于脱困，尚有所益，是所谓的“祸兮福所伏”。
一个仅六岁的幼儿，一下子变得孤独无依，衣食不能确保，又遭离亲之痛，歧视之困，无异于骤落可怕的深渊，要自拔谈何容易？
可六岁的吴志剑做到了！
他居然于绝境中寻求到了自力谋生的手段。
他居然自处在凄楚苍凉的居室中克服了长日的孤苦，暮夜的恐惧，度过了许多日日夜夜。
他居然咬紧牙关承受了因之而来的屈辱与种种苦难！
是外祖父十三岁便闯江湖自力谋生的根基与那具体经历的鼓舞。
是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的激励。
是对外公、父母情深依恋与不与亲长添忧的初始情愫的支撑。
他居然能想出并且认真地去到街头拾取人们丢下的烟蒂，那怕风雨中，烈日下，他那有神的大眼搜寻得那样专注，他那尚不足以握住一包香烟的小手，竟拾得那样快捷。拾回去，集中起来，仔细地一个个剥开，收集，一点一点地集少成多，再央求大人去卖掉，换些差可糊口的米粉——是求生的手段，也是经商的萌芽！
他居然以六岁尚需人背的年龄背起行李，在常德通往外祖父接受“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