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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邮报》上的大量外邮信息引起了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刊《集邮》杂志的关注，他们要求把这些信息载到他们的刊物上。这样，外国邮票的广告开始出现在官方的杂志上了。
全国第一家集体所有制的邮品商行
一九八八年，二十二岁的卢俊雄离开大学校园。他怀有的信念一如几年以前：政府部门的办公室和官办公司的铁交椅对于有才干的年轻人并非最佳选择。他一直对这一信念保持着绝对忠诚，从未象旧体制中的知识分子对分配不公那样埋怨之声不绝于耳，他决心靠自己的实力去打破不公。
又是一个第一，他注册登记，办起了全国第一家集体所有制的邮品商行——华隆邮票经营部。广州闹市区文德北路七十三号三十平方米的门市，成了集邮迷们频频光顾的去处。他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奠定了大陆第一邮购商的地位。那时，这个经营部几乎垄断了全国百分之九十外邮市场。后来，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邮行、邮社、邮屋，集邮活动也随之升温。
随着事业的发展，卢俊雄年轻的心已不是那方寸世界所能容纳的了，他要策划新动作，干“大买卖”。
一九八九年临近年关，他办起了大型展销会，名为“迈向九十大行动”。消费者不明白“大行动”要干什么，无人进门，只落得个“高处不胜寒”
这是发生在他三十三岁以前。二十三岁毕竟是个输得起的年龄，况且，如果没有这一次次失败为他垒起的基石，他或许不会有以后的高度。
一九九一年二、三月至七、八月之间，由于股市整顿，邮票市场非常兴旺，尤以京穗和四川为最，邮价大致上涨了五倍。卢俊雄在“策动”这一热潮中乃风云人物。
国家允许开办民间邮票市场，其目的之一就是为集邮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换的场所。广大集邮爱好者将自己的多余邮品出卖，再买回所缺邮品，达到“以邮养邮”的目的。他们买卖的公式是“票钱票”，其全部着眼点就是邮票，活动的时间主要是公休日、星期天或者节假日。在邮票市场上也有“全天候”的专业邮贩。他们的买卖公式是“钱票钱”，其目的就是为了赚钱。真正的集邮爱好者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很厌烦，但是有时也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因为这些邮贩子通过各种渠道搞来集邮爱好者所需的各种邮票，他们为集邮爱好者解决了部分票源。尽管这些邮贩子也存有宰人行为，但一般情况下价格还不太离谱。
此时的卢俊雄羽毛已经丰满，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卢俊雄手中有大量外票，于是他便参照“米歇尔”、法国“香槟”、美国“司科特”等邮票目录，决定中国票一般不超过公家牌价的两倍。华隆邮票经营部一向讲信誉，邮迷们几乎每天都来光顾，在这里他们经常可以买到得意的邮品，卢俊雄的经济效益也很稳定。
但1991年初开始，卢俊雄发现民间邮票市场骤然见旺，邮价扶摇直上，近十年来发行的邮票甚至最新面世的一些邮票，价格都被抬得很高，邮票面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最大的高达上千倍。
对于集邮方面的信息，卢俊雄可以说了如指掌。近几年，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形成了中国的四大集邮市场。这里每年吞吐着价值数亿元的邮品，左右着全国的邮票行情。近些日子，这四大邮票市场都风云突变，卢俊雄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
于是，卢俊雄开始密切注视全国集邮市场的动态。他雇用一些人，给他们配备上“大哥大”，派往全国各种集邮市场，随时反馈信息。自己坐阵广州，信息反馈回来，他便将成包（五百版）邮票寄往各地。卢俊雄将手中的资金全部用在邮票上，凡是外地人员可以坐飞机联系业务。后来，卢俊雄亲自出马往返于上海、北京、成都等地。
一时间，全中国各地邮票市场刮起一阵阵旋风，直刮得集邮者六神无主，刮得社会各界议论纷纷。短短几个月，各类邮票价格连连暴涨，许多邮市上的行家老手无不为之瞠目。
被视为邮市珍品的《猴》票，国家标价七十元，春节期间邮市只要价一百元左右，然而进入八月，各地邮市已突破二百五十元大关，涨幅最高的是小型张和邮资明信片、邮资信封。“文革”前发行的邮票中，《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在上海的交易价格超过五千元。“文革”后发行的邮票中，《红楼梦》（小型张）在北京的市场交易价格为二百元一枚。《三国演义》（小型张），国家售价六元，而进入八月的北京、成都，每枚售价已迅速超过五十元。就连一九九０年亚运会时新发行的面值十元的小型张，半年过后就涨至七十五元至一百元不等。如此上涨的邮品交易价格，为建国以来所仅有，这对广大集邮者及全社会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在议论邮票：
“买邮票去，来钱得很！”
“做邮票生意去，啥手续都不要，完完全全是自由市场！”
人们在传说邮市好挣钱：
“不信你去看看，钞票像报纸一样，一捆一捆地数都不数地交易！一天捡它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上万元的都有。”
这些话一传十、十传百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的邮市，更是空前活跃，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也陆续成市。市场上从几十人、几百人很快升到千人以上。其活跃程度仅从北京月坛公园邮票市场的情况即可略见一斑。
北京月坛公园是有关部门确定的邮票自由交换场所，往日门票只卖几百张到一二千张，一九九一年初夏，突然每天增加到五六千张。人们像潮水般涌进去，一些邮票贩子，也闻风而至。每天都有邮商大口大口地“吃”进，大版大版的“吐”出。一些“大款邮贩”（钱多的邮商）在这里常常整封、整包地吃进邮票，一天的交易额一般都在几十万元以上。他们有时为了垄断某种邮品，集资上百万元到这里收邮票。
这种买卖数量早已超出正常集邮者的行为范围。一般集邮者会成套地买邮票，也有些人成版地买，而邮贩子们在邮市上则常常论包买票，对小型张一般则论封（一百枚）地买，出手就是几万元。这些邮贩子到底赚了多少钱，无人能够详知，但他们在邮市上资本越“炒”越大，交通、联络设备已具现代化水平，平时他们大多甩“大哥大”联络，一听说某地邮市有空子可钻，马上就登上飞机赶去翻云弄雨。卢俊雄派去的人在成都邮市之外三十余米处，在三个小时，倒手六次，获利三万三千五百一十元。卢俊雄运筹帷幄，做总指挥，派往各处人员专在“第一线”收集零散邮品，已经形成协调网络。上海著名的“杨百万”等股市大户，在投资邮市过程中，都与他成为好朋友。
从华隆经营部到华隆集团公司
一九九一年的秋天，卢俊雄独行东南亚，他喜欢一个人在外面跑来跑去。此行他的足迹遍及香港、澳门和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他花了几万元，买回一些全新的感受。留在他脑子里的，不是东南亚绚丽的风光，而是在那另一种秩序中生活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新加坡商场完全是个人租用柜台分区经营；香港人工作节奏紧张，一个人可以打几份工；泰国房地产商对土地成片开发后卖给外国人经营在这些非常具体的经验的带动下，他本来就灵敏的脑子中涌动起一个又一个念头。他独行三个月回到广州后已是一九九二年一月，随着邓小平南巡带起的改革之风再度劲吹，卢俊雄不失时机地创办起华隆发展公司，构想了雄心勃勃的大动作。青春的理想一遇良机，是会令人全身心地燃烧的。
卢俊雄除继续他的“邮子屋”、“大龙邮票行”等邮票业务外，开始涉足百货贸易、商铺招租、旧楼交易、房地产中介、房地产开发。大约在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间，“华隆发展公司”已成为一个拥有上百员工、数名外国业务代表、数千万元资产的企业集团，员工平均年龄在二十四岁左右。
他有了说多不算多、说少不算少的资金，这部分资金来源于房地产生意的尝试。他当时没有经营房地产的实力，却已介入其中。
他收集大量信息行情，比较之后挑选一些市中心地点好的旧房子，他先找到旧房的房主说：
“我先付五千元定金，一个月以后按每平方米八百元买下。”
房主思忖半晌说：
“若过期此合同无效。”
卢俊雄果断地说：
“一言为定！”
就这样，事情算敲定了。接着，他马上找港商或外商协商道：
“你们出图纸出费用，华隆公司代为改建修配电话等项目，一个月以后每平方米二千元交房。”
外商见此条件，觉得求之不得，于是马上签定合同。来广州买房的老板多的是，卢俊雄买旧房卖新房的生意十分兴隆。而他最聪明的点子是，如果客户以后不用了，他保证以不低于买进价帮他卖出。他知道房子总是在升值的。
他又一次使用了靠别人的钱赚自己钱的方法，就像过去做邮票生意一样，他出售的实际就是一种社会需要的服务。为数众多的港商、台商、外商来到广州，他们需要舒适漂亮的公寓，因而买旧房卖新房的生意挺兴隆。这笔收益，为华隆公司奠定了基础。
一九九二年初，卢俊雄将他原来的华隆经营部扩展成为华隆集团公司，接着又策划了几个大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完成得很漂亮，他们在中山七路建造了一座占地一千四百平方米的“城市百货公司”，有中央调控、扶手电梯，充满现代气息。商场实行招租柜台。招租在广州并不新奇，有些商场的柜台一年都租不出去。但由于卢俊雄的招数高，只用二十三天就把二百二十多个摊位全租出去了。奥妙在于他使用了更好的退还租金的方式。通行的方式是十年后一次性还租，他们的方式是一个摊位一次性收十年租金五万元，每年退其中的百分之十，还包括利息；另外每个摊位每月再收取比市场低三分之二的管理费。二百二十多个摊位的租金就是一千多万，华隆公司等于只在报上花费了二千元的招租广告费，就建起了一个大型商场，这个办法是很巧妙的。
卢俊雄的资金全是活的，在这个项目上得到收益，马上会投入下一个项目去增值。
有了大钱，卢俊雄马上进行第二个大动作。即在人口稠密而又缺少商店的西华路彩虹时装购物广场花二百八十万元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了一个一千平方米的；日商场，建造成购物城。这次招租方式又有不同，租期五十年，装修先由摊主提供自己需要的摊位面积，再按他们的要求分割成玻璃房间，每平方米五十年租金是五十七万元，二十年逐年退还。华隆收到四千四百多万元的租金，每年向租用者退百分之五的租金。而最有吸引力的是每租用一平方米摊位，就在新塘华隆已买下的土地中送一百平方米地皮。新塘在广州东边，马上就会得到开发，地价肯定猛增，承租者大大有利可图，闻讯者纷至沓来。很快，卢俊雄又得到几千万元的租金。
他是一个领悟力奇快的人，与他谈话，你说了上半句，他就知道你下半句要说什么。在生意上，他屡屡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