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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古青记渐渐地垄断了出口，孔公司几乎垄断了进口，很快使两家都成了“大王”，密切合作了近二十年，这段期间，用古耕虞的话说，这两家已成了很大的国际性垄断组合。
风险中的获胜者
生意场上，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遇到风险，张惶失措，是不可取的；盲目冒险，更是不足为训的。且请看古耕虞是怎样对待风险的。
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商界也自然难逃厄运。一九三二年初，爆发了—·二八淞沪战争，硝烟弥漫于上海，商界首当其冲，受灾最大的就是出口商。
由于日本兵舰游弋于海上，近海已陷入了他们的战圈。轮船离开租界的港口，要有两天左右的时间，才能驶离中国海域，进入公海。在租界港口是安全的，进入了公海，自然也是安全的，唯独在中国海域里是随时可能遭遇日本的兵舰，一旦遭遇，就不是被劫夺，就是被击沉，总之货物在中国海域内随时有全部丧失的可能。按贸易惯例，是在上海就地交货付款的，而保险公司又都拒保兵险，这就迫使外国进口商一概拒收了中国出口商的货物。也就是说日寇一下子就卡紧了中外出口商的喉咙，外货进不来，尚在其次，内货出不去，几天间就会毁了大批的出口商的经济生命线，甚至性命。大上海在正常情况下进口，特别是出口货物总是源源滚滚的接成了流动线，一旦被掐断，立刻涌成了堆，而堆积起来的损失是要以时刻计的！断了源流，内外市场立见剧变：国外猛涨，国内暴跌。不但幅度大，而且大有一发不可止的势头。特别是羊皮，由于质地娇嫩，存放在仓库里即使存放手段再好并经常采取相应的处理手段，至多也只能存放两个月。再如存放不当又无处理手段，则不消一个月就得报废。在货物越积越多几乎涨破上海所有库房、堆栈的情况下，纵有手段也难得施展。眼见得大批资金积压，不得周转不说，而且一天天的贬值，哪个能承受得了？重庆的一些较小的山货商号几乎全部亏本倒闭。
严峻的形势，也直接地、严重地威胁着古耕虞。因为在重庆，此时古耕虞已成了最大的猪鬃出口商也是最大的羊皮出口商，手中待出口的羊皮数量很大，倘若因此而全部蚀掉，将会使他“半身不遂”！
怎么办？
经过一番认真地观察与思考，古耕虞当机立断：自行护送出海！
当然，这是个很大胆也很冒险的决定。可古耕虞却很果决地进行了。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他已作了通盘的考虑，全面的衡量，妥善的安排，冒不冒风险，首先要看值不值得，可不可能，其次是有无妥善措施，有无周严计划。战争是不可逆料的人为因素，但却是可以了解的因素！古耕虞经过综合分析，觉得日本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战争获取中国的土地与主权，而几个月前才占领了东北，如今又发动了淞沪战争，兵力是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在内陆，海上封锁不会完备，也没那个必要与可能。因而应是松弛的封锁，就是交战区内也没有发生海战，日本军舰往来中国海域的主要目的是运送兵员与军用的物资，当然也负有于往来的可能范围内搜索与拦劫由中国出海船只的使命，但这不会是大范围的封锁与大面积的搜索，只要避开由日本到上海的一些主要舰线，又预作准备，被劫或被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而运入公海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至少有一半的机会。这是可能性。
那么值不值得或者说必不必要呢？古耕虞经过通盘考虑认为完全值得，也完全必要，因为手中的羊皮数量很大，而目前又只有出、存两途。存，用不了两个月就得全部报废；而在这两个月中，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日军日益频繁的轰炸全部毁掉，化为一文不值的破烂或烟尘！因此，存，纯属于坐以待毙；出，尚有一半以上的希望。单就羊皮说，毁在船上与毁在仓库中，没什么区别。可倘能出得去，已涨得惊人的国际市场价格，会使它增值数倍，哪怕存货的一半得以运出公海，另一半全部扔掉，也会大赚。如果看准了出则可能生，等则唯有死，哪个能不出硬等？只是别人没看准，也没想到怎样才可使外国进口商接受罢了。古耕虞看准了，也与外商达成了谅解。他亲到上海与德商经营的德昌洋行议定：将交货付款交易地点由上海改到公海。轮船在中国海域行驶期间被劫或被毁，损失古青记自负，到公海交款后，责任自然由德商全负。因为当时的运输全靠的是外轮，德商出船也是很冒险的，虽说日本与德国的关系尚好，拦劫尚可，一旦击沉或击伤，那个损失也是巨大的。在古耕虞恳切的交涉下，德商全面地作了权衡，觉得击沉的可能性很小，而古耕虞又肯定地表示：一旦遭遇，宁肯失货，也不弃船，万一意外被击沉，他也可负担一部分损失。这样，可靠系数就更大了。而古耕虞这个信誉极好又已基本上垄断了出口市场的老客户是万万放弃不得，甚至要设法巩固关系的。何况越是犯险运出，在进口市场短缺、暴涨的情况下的质地良好的货物，越能赚大钱，重利当前，也值得冒险，双方总得各自承担一部分风险的。因此，很快便与古青记达成了谅解。
于是，古耕虞当即着手出口，从打包、装船一直到驶出吴淞口，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尽量不生惊动地驶到了海上，两天后，平安地到达公海，交了货，结了款，赚了一笔大钱。一次总共也不过十三四天，而真正犯险的也不过四五十个小时，可获得的利润却是常情下几个月乃至一年也不易与之相匹的。运送中，古耕虞察觉到危险系数比预料中的还要小，于是更大胆也更放心了，结果，反而是日寇的威胁在客观上帮助他发了更大的一笔财。
用一倍的本钱，调动二十多倍的资金
做大买卖，靠的就是铁打的信誉
论买卖不能仅靠手中的老本，只有设法调动可调动的外部，资金才能做大买卖，做好买卖。
古青记的资金，开始时可谓甚微，直到一九三八年改为“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时，注册资本也不过是五十万法币（有人计算，按当时的汇率，应折合为十六万美元），就算后来增加了一些，也不超过五十万美元，可它的营业额却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目，仅在国内结汇的数字，每年就超过了一千六百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用五十万做一千六百多万的生意，一块钱当三十二块钱用。就算资金周转率再高，最高时不过每年十六次，也是无法达到这个高效率的，这正是因为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外部资金，正因为调动有力，才得赢利甚丰，仅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三年间，就赢得一千多万美元的纯利。调动外部资金，说白了，就是拿不是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买卖。这主要靠银行，古耕虞更调动了客户，甚至军阀。
银行的最信用户
在国内，他首先植根于中国银行，在国外，首先植根于“华尔街银行”。有了这两大雄厚基础，其他银行更为好办了。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银行已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但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领域也必然与它结下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民党时期的中国银行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不仅资金雄厚，而且人才荟萃，经营实力可谓最强。银行需要用户，它要靠用户生财，扩大资金，因而它也十分严格地选定用户。同样的，谁不想借重于银行发财？因而几乎是所有的企业，特别是出口商都无不积极营谋获得贷款，尤其是那种低息的“打包放款”。可是能保持长远，又享有优惠的终究不能是大多数，享有特殊优惠的更是少而又少，享有像中国银行这样的大家特殊优惠的更是屈指可数。
可古耕虞就享有了。这主要靠的是他的信誉，也就是他被认定为经营高手，肯定会赚大钱，也肯定会及时付息偿本。再加上一点小小的手段。
一九二八年，古耕虞踏上了直接出口的阶梯，猪鬃源源不断而且渐次增长与加速地直接流向美国孔公司；美元也自然相应地从孔公司流回中国的古青记。也是一九二八年，中国银行获准了“外滩银行”的权益。所谓“外滩银行”，是指当时设在上海的主要经营国际汇兑的外国银行，像美商的花旗银行、英商的汇丰银行等，因地处或地近外滩而得名。一九二八年前，“外滩银行”“一直独揽”国际汇兑，因而说，中国银行获准经营国际汇兑资格后，是中国银行界第一个进入“外滩银行”行列的金融组织。仅就获取外汇利益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几乎与古耕虞同步。然而，古耕虞却用了个小手法，取得了更大的主动。一开始时，他没有主动去这个中国唯一能结外汇的银行，而是将很多外汇（信用证）卖给了“花旗”或“汇丰”。不消炫耀，极重信息是银行界的更重要的生存手段，何况中国银行刚辟此境，岂有不当即获知并且知之甚详之理？而这又是一块可观的收益，中国银行岂有不与“花旗”、“汇丰”大抢生意之理？
果然，没过多久就引起了中国银行的极大关注。外部经理贝淞荪亲自过问并安排了此事。贝淞荪是个很有本事的银行家，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担任过中央银行总裁，在他通过重庆分行得知古耕虞已“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且信誉素著以后，当即要重庆分行马上与古耕虞洽谈，并许以优厚条件，古耕虞只要同意将外汇卖给中国银行，他就可以：一、以与上海同样的汇率额就近在重庆分行结汇，不但省时、省事，也可省些费用；二、日后，古耕虞只凭国外开来的信用证，就可以在重庆分行获得“打包放款”。
这两个条件中，如果说前者是给了古耕虞很大的方便，那么后者就不但是方便而且是重惠。
“打包放款”是银行贷款的一个特定项目，即出口商在打包装船前，获准的低息贷款。一般是货主先将出口货物存进银行的仓库或银行指定的“公仓”，经过计点，始能获准贷款。而贷款的数额并不会太高。这种贷款的利息较市场上的一般贷款低出数成，比如，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市场上的一般贷款的利息为一分五厘以上，而这种“打包放款”的利息始终保持在几厘之间。这种放款，在客观上也确实是等于银行扶持出口商，奖励出口，作用很大。但在银行家的主观上，扶持、奖励的终极目的，还是出口商多了、富了，出口量大了，多了，别看息低，却是很重大很牢靠的一笔收益，类似经商中的“薄利多销”，而这种“薄利多销”又可靠性大，经常性强，数额量多，是银行的一大收益项目。资本下的银行家，并不是慈善家，用古耕虞的话说，是“富贵之交”，绝非“贫贱之交”！他们“当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