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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上常常出现“道德危机”。具体地说，就是青壮健康者不肯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甚至与后者抢座。媒体所披露者，以及我们所亲眼看见者，的确有时令人发指。对此类现象的激烈谴责时有所闻，也有人对“公交车何以成为公德的滑铁卢”进行冷静理性的思考。激烈的谴责自然可以理解，冷静理性的思考则尤为可贵。但我注意到，谴责者和思考者都是在“公德”的范围内看待此类问题的，都把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不假思索地视作了一种“公德危机”。而我以为，长期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当作应当遵守的“公德”，或许正是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频频出现的一种原因。
这几年，我几乎每天坐公交车，或大或小的“道德危机”当然不难遇到。或坐或站着时，我不免会想一想。想来想去，我觉得应该对公交车上的道德行为进行“公德”与“私德”之分。什么是公交车上的“公德”呢？诸如上车买票、不吸烟、不往地上吐痰、不扔瓜皮果壳等垃圾、不乱喊乱叫，等等，属于“社会公德”范围。这种社会性的“公德”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或者说，遵守这些“社会公德”，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正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不遵守这种“公德”，所以，倘若违反了这种“公德”，就不但应该受到谴责，有关部门还可以对之进行处罚。什么是公交车上的“私德”呢？诸如上车时不但让老弱病残孕先上并且还扶上一把，下车时不但让老弱病残孕先下并且还帮着提东西，在车上不但不乱扔垃圾并且还把别人乱扔的捡起来这类行为，就属“私德”范围。一个公民对“公德”的遵守，是天经地义的，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而一个人的行为放射出“私德”的光辉，则意味着他并不是在尽应尽的“社会义务”，而意味着他特别乐于行善、特别具有爱心、特别愿意为社会为他人服务。这样的人，即使他自己并不夸耀，社会和他人也应该对他报以特别的敬意。
那么，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属于何种范围呢？我想，应该属于“私德”的范围。乘车，是一种消费行为，每个人都付出了同样的代价才上得车来，从法理上说，也就享有了同等的“权利”，不存在一些人“理应”为另一些人让座、“理应”为另一些人做出牺牲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要是以规定的价格购买了乘车权，他就有“权利”不给他人让座，他就没有必须给他人让座的“义务”。而如果他把本来可以坐下去的位置让给了他人，他就是做了一件本来可以不做的小小善事，他就应该得到社会和他人的某种程度的肯定和赞美，至少，应该得到被让座者的一声感谢。
而长期以来，把本属“个人私德”范围的让座纳入“社会公德”范围，就使人们普遍有着心理上的别扭和错位。有人之所以不愿让座，或许是出于一种不服气的心理：我也是花钱乘车的，我忙了一天也累得快趴下，凭什么说我不把座位让出来就是“缺德”，就应该受到谴责？在老弱病残孕这一面，固然大多数都会对让座者或冷或热地道一声谢，但也有视他人的让座为当然者。有人在别人为其让座后，他连正眼都不瞧人一下就坐下了。就是你丢的东西别人捡了还你，你也该说声谢谢吧，可有人坐上别人让出的座位，就像是收回被别人借去甚至偷抢去的东西。还有那种被认为“理应”享有座位者，上得车来见无人让座便发牢骚、出恶语。——如果把让座视作“社会公德”，他们这样做却也无可厚非。因为让座了，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当然用不着感谢；而不让座，则是“缺德”，也自应被埋怨、受责骂。我就见过一白发老妇，从前门上得车后，见无人让座，便破口大骂起来。*后坐着的我，本来打算给她让座的，她一开骂，我倒索性坐着不动了。我想，您老既然中气十足，看起来颇为壮健，那就站会吧。
所以，要解决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也许应该调整一下宣传和教育的思路：对不肯为老弱病残孕让座者，变谴责为劝导。不再声色俱厉地说，你们不肯让座是“缺德”，是不讲“公德”，是良心让狗吃了；而是对他们说，你们本来可以不让，但如果让了，就是在行善，虽然是小善，但“勿以善小而不为也”。同时，对老弱病残孕，也应该提醒他们在别人让座时别忘了报以一个微笑，一声谢谢。这样一来，也许公交车上的状况会好些。至少，不会变得更糟：已经糟成这样了，还能“更”到哪里去？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