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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势力，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能够这样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最大多数，是迫切地要求革命的最大力量，但又由于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条件而带有某些落后性。
如何发动这个力量，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是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共产党能够解决。
既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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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力量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发展资本主义。
或许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可以允许进行某种假设。如果在１９４９年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共产党软弱动摇，放弃了领导，而由某种资产阶级力量来领导国家，结果会怎样呢？那就必然是尚未全部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不能继续彻底完成，必然是引起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反对，根本不可能造成安定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局面。更不用说，国民党势力会卷土重来，帝国主义势力会乘机侵入，中国就只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共产党清楚地了解，只凭主观愿望是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１９４９年胜利前夕，共产党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二、没收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就是最早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毛泽东说：官僚资本“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在解释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条纲领时，毛泽东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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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１９４７年１２月）。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被取消，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不复存在，全国土地改革完成，因而民族资本的发展得到了在旧中国从来未有的有利条件。当然它不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人民政协纲领》明确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帮助其发展。”
“在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这就是说，它的发展应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它的发展方向也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或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只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不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这是不可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已经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这主要是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那时还很少）。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国家的支持，不可能不和国营经济发生各种联系；它转向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必然的趋势。
１９５６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在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３年大致估计的时间表快得多。这是由于客观形势造成了这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是任何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证明党和国家在这方面所实行的政策是完全符合于客观需要的。
或许有人说，中国既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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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社会是不合宜的。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国的确没有经过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更没有经过发达的或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不可能经过那样的阶段。
但是，中国是以特殊的方式经过了资本主义。虽然不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
，因此也就有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否则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或许有人说，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毕竟是吃了亏。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又产生了许多失误，这些困难和失误都同原有的底子“一穷二白”
（经济和文化落后）有关，而其所以“一穷二白”
，就因为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
对此，我们要说，如果这是“吃亏”
，那我们只能吃这个亏。历史没有容许我们经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我们只能跳过这样的阶段，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留给中国人的可以说只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当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如果共产党不能领导人民进行坚决的斗争，或者斗争方法一贯错误，因而失败，那就会是这样）
；另一条道路就是实际上我们所已经走过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道路呢？即使说，还有变成一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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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那也决不会是变成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能是从极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做起。且不论国际条件是否容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容许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不发达一步步走向发达；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底子上，蹒跚地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那将发生多少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人民将为此付出多少痛苦和流血的代价，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在旧社会中成亿的人民流离失所，成百万的贫民在饥饿中死亡，成百万的妇女沦为娼妓，这些景象只会一一重演。
这样看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经过新民主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并不是走了一条“吃亏”的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倒是几倍、几十倍地艰难而曲折，并且是看不到前途的（或者是可以预计到有大规模流血斗争和革命的）漫长的道路。
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３０年，的确遇到了许多困难，发生了许多失误，但是现在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已经达到的成就，决不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能够做到的。
人们在历史发展中是能够起主动作用的，但是并不能任意地选择前进的道路，而只能在历史所已经准备下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选择。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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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因为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中国应该放弃社会主义而重走资本主义道路，“补这一课”。
这种说法的谬误从以上所述可以概见。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补充学习许多别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会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必要的东西，那是对的。
这里要简单地说一下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只有消灭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所有制，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是对立的。但就另一方面看，最终消灭私有制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所准备下来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时候，要继承和利用社会化大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又有继承关系。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５１页）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列宁曾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准备了许多现成的东西。他说：“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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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我们可以把它（大银行——引者）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
（《列宁全集》第３２卷，３００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把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按照人民的利益而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所不能容许的更大程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所在。但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在不同的国家中需要经过不同的过程和不同的长时期才能真正做到。
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说来，从资本主义得到的“遗产”
越丰盛，当然越有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全世界的时代，资本主义的整个链条首先在哪一个环节上被突破，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里起作用的既有国际条件，又有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等等。事实上，从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以来，进入社会主义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
列宁指出，由于俄国原来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
，革命后遇到特殊的困难。
“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列宁全集》第３６卷，２９３—２９４页）。对于中国，当然更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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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
他们把凡是沾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都必须抛弃。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列宁说：“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９页）。他又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