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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分别于１９７年７月和１９９年１２月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并将保持这两个地区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５０年不变。剩下来的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我们相信，也将能够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是目前的分裂局面也是历史上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美国应当也可以发挥其作用，促成中国统一的早日实现。
这不但对中国有利，也对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因而也是对美国有利的。
１９４９年产生的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留下的极端贫穷落后的底子上起步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有了很大的增进，但是我们的经济仍然是落后的。使中国臻于富强是几代中国人的强烈愿望，现在我们有可能通过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来实现这个愿望。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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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使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只能一步步前进，过去的错误很多是由于急于求成而来的。
从１９７８年以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已经取得成效，必将继续执行下去。以健全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主旨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同时进行，因为这对于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我们准备通过以后几代人的努力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
中国所实行的对外政策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与中国国内政策相辅的。我国的外交政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下我把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原则概括地说几点：第一，中国的长期建设需要有国际和平环境。维护世界和平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也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利益。
６０年代，中国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世界战争已迫在眼前，但即使在那时候，中国也并不是愿意战争。中国已经改变了这个估计，认为和平是可以维护的，在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下谋求发展是对各国人民最有利的。当然，我们也不认为，维护和平不需要爱好和平的各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持久的努力。中国现在经济不发达，力量有限，但我们愿为维护和平尽自己的力量。对于任何地区发生的威胁和平的局势，对于任何有利于和平的事业（如裁军）
，我们都十分关切。我们主张和支持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任何国际争端。
第二，中国主张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穷、强弱都一律平等。任何国家自己的事由本国人民来管，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协商解决。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已经存在的趋势，中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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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７６
为促进这趋势而努力。我们相信，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经济共同繁荣都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坚持反对来自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
第三，中国坚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决不听从任何外国指挥，不向任何压力屈服。中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独立地判断一切国际问题上的是非，从而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这些就是我们独立自主原则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
第四，中国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我们认为，这五项原则无论在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还是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是适用的。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或不相同为理由，干涉别国内政，武装侵略别国，我们都坚决反对，并认为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
１９７２年中美上海公报已列入这五项原则，双方共同承认这是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相信，这种共识是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坚实的基础。
第五，由于历史上的共同命运，中国同情和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和合作，是我们对外工作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第六，７０年代末，中国提出并开始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为什么到这时才提出这个政策？
３８年前，新中国初成立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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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平等互利的新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是采取积极态度的。但是，美国和在美国影响下的国家采取的对华政策，使这种关系不可能建立。
６０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也对中国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强调自力更生，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样，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自力更生被赋予了闭关自守的意义。如果认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从来主张与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隔绝，这不是事实。但是，的确只是到了７０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人在检讨过去工作中的失误时，才明确地认识到不实行对外开放，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才确定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技术等各方面交流合作的政策。中国过去有过在西方国家炮舰政策下被迫开放的经验。那时的开放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不能说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但总的来说，中国人得到的是蒙受民族灾难的经验。现在中国有条件独立自主地实行开放政策，也有能力克服由开放而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而且已看到了开放对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利益，因此，把开放政策定为基本国策之一，是各界人民所一致拥护的。
以上所说的中国对外政策对诸位来说，大概并不是新鲜的信息。
我想说的是，这些并不是中国所实行的暂时的政策，而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已为中国人民普遍接受和承认，因此是一定会毫不动摇地持续执行下去的政策。
我的话完了。
谢谢。
在讲演后，还答复了会场上临时提出的一些问题。
１９８７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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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９６
７日在美国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举行的早餐会上作的讲演。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１９８８年３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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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胡绳文集
必须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
一
一个人做了一段工作以后，需要总结一下经验，看看自己有哪些做得对，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对，做得不好，有哪些成绩和优点，有哪些失误和缺点。这就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
对社会历史经验、革命事业的经验也需要总结。总结也就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对于许多事情，不能说，成功的、好的就一切都好；失败的、错误的就一切都错。其所以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是为了有利于今后的实践。但如果不作科学的具体分析，就不可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得更聪明一些，不可能得出有益于新的实践的教训，不可能有助于在新的实践中坚持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做得更好一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这样说，要完全地解决“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
，“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
（《毛泽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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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１７
集》第一卷，２９２页）。由此，固然可以说，只有成功地达到预想的目的，这种理论才是正确的，才可以被称为真理；反之，就是错误的，或者不完备的、有错误的，或者尚未被证实的。一些最简单的事情，也许一次检验就能判定是非（但对这样简单的事，大概不能使用真理这样的大字眼）。
科学实验室里的某种试验，经过几十次、几百次的失败，然后成功，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样的情形是常有的。在最后一次的成功以前的每一次失败，并不是根本推翻了预想；在失败的经验中固然包含着错误，但也包含着导致成功的因素。不断地总结这些失败的经验，可能使预想更完备，并且终于达到成功。
社会历史的发展，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极为复杂的事情。人们要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性，使自己的认识符合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从而能在物质的生产、利用或改造自然的行动中达到预想的结果，是很不容易的，这往往是经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许多次失败的经验才能达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要掌握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是更难一些，或更难得多。这是因为，第一，社会历史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反复地完全同样地出现。物质生产和科学实验，一次失败了，可以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重新进行，但社会历史实践就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形。第二，社会历史现象是人们的活动所形成的。人们在认识历史过程，特别是自己所亲身参与了的过程时，往往容易因为有某些主观成分的干预，而不能真正做到客观地科学地全面地去进行分析和研究。如果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在研究以自然现象为对象的实践经验时，人们必须注意破除成见与偏见，那么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中更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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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这点。
这里之所以特别指出掌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极为艰难的，无非是为了说明总结实践经验的重要性。这方面的认识是否正确，只有经过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考验才能判定。错误的认识经过实践而得到纠正，不完全的认识经过实践而逐步提高到完全的认识。
毛泽东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２８４页）很明显的，要能从失败中很好地取得教训，就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也就是对经验给以科学的分析。
社会历史实践是不可能完全同样地重复的，但人们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利用过去的成功经验。如果不对成功的经验进行分析，就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
失败的经验之所以有用处，并不因为人们可以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实践。虽然具体条件变化了，但仍然可以利用失败的经验来改正自己的思想，这就更需要对经验进行科学的分析。
二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失败、成功，失败、成功的复杂曲折的历程。
一次大失败是在１９２７年，又一次大失败是在１９３４年。对于失败的经验如何总结，是个重要的问题。
这里只说一下１９３４年的失败。
党的力量在苏区损失了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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