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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说一下１９３４年的失败。
党的力量在苏区损失了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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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３７
九十，白区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那时，红军被迫放弃南方根据地，艰苦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个失败说明了什么呢？
当时在中国至少有三种说法。
国民党反动派说，这个失败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还有一些在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党的托陈取消派分子作出另一种结论。他们认为，１９３４年的失败证明共产党到农村去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条路线是完全错了；中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只能进行合法斗争，不能进行武装革命。他们的结论是取消革命。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总结的呢？遵义会议和以后党的文件都认为，１９３４年的失败并不证明无产阶级党到农村去搞武装斗争错了；其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好，是因为在革命的战略策略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对同一个革命失败的现象，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反映。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反共立场出发的人，当然乐于采取上述第一种说法。
托陈取消派的人数甚少，但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总的说来，他们既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又从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失败中已经得出取消革命的结论，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１９３４年的失败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对这次失败作出正确的结论，是因为他们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如实地认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且对党内的“左”
倾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
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完全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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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纠正了从１９３１年１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三年间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从而在长征以后使党的力量重新迅速生长起来，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天地。但是，党对“左”倾路线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分析。这里可以举毛泽东１９４４年在《学习与时局》中所说的一段话为例：“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９３８—９３９页）可以说，这是对失败的经验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分析的一个范例。
那么，对于成功的经验，是否也要进行分析呢？也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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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预定的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革命目标，在１９４９年达到了。这证明原来的预想，包括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等方针、策略都是正确的。
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夺取胜利之后，为巩固这个胜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气力；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置起来了，我们还应该学会许多原来不懂的东西；而且要求全党警惕因为胜利而可能滋长起来的骄傲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等等。这些论述中都包含着对于成功的经验的分析。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经验，许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还是有用的。例如，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经验、群众路线的经验、统一战线的经验，等等。中国革命和建设为什么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说明这些根本问题，也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过去的有用的经验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来运用并加以发展，不能简单地袭用过去的经验。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做许多新的工作，当然更不能完全靠过去的经验。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我们的军队中，在党领导的农村政权中，建立了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民主风气。不过，在我们的整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民主传统还是很不够。因此，满足于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
我们既不像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否定新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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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革命的经验（他们以否定这些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又要善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三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走上了一条历史发展的必然的道路。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又是十分艰难的事。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但歪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更多的是歪曲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
他们攻击说，社会主义完全搞糟了，完全搞错了，根本不应该搞社会主义。
他们利用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时期，在某些方面犯过的错误，特别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来进行攻击。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是不讲别的，只讲错误、缺点、失误，并且竭力加以夸大，进行攻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四十年有余。这期间，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科学技术事业、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抹煞不了的。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
是可以反映国家的总体实力的一个综合指标。
经济学家根据有关材料计算，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８７年将近四十年间，我国ＧＮＰ以年平均７。
３７％的速度增长，这一增长速度高于美国的３。
１７％，日本的６。
９％，印度的４。
０１％。以工业增长速度说，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８７年间，中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是１。
５％，而发达国家平均为４。
２％，发展中国家平均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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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世界平均为４。
４％，所以和世界各国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也是毫无愧色的。如果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只能在原始的资本主义阶段上蹒跚，且不说国外势力的侵入，中国的大地上会出现在十亿左右的人口中的剧烈的阶级分化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上述的各种成就是根本无法设想的。
的确，我们在建国以后，有成功的时期，也有挫折、失误的时期。从５０年代后期起，有过许多失误，甚至最后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我们要科学地总结经验，要特别重视对缺点、错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１９８１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进行这种总结作了很好的开端和榜样。这个决议既如实地肯定了成就，又毫不含糊地指出从５０年代开始的“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大家知道，正因为我们党能够很好地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党才能够在１９７８年以后提出并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和方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和卓有成就的努力。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决不能像那些诬蔑我们的人那样，把事情说成一团漆黑，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即使是犯错误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地看。
比如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０年的“大跃进”
，号召全民土法炼钢，提出几年“超英赶美”的口号，当然是错误的，不但违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违反自然科学的规律。这些错误的教训应该吸取。
但是也有材料说明，从建国以后到１９６９年建设的大中型企业，主要是重工业，三分之二的项目是在这三年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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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三年中，在钢、铁、煤以及轻工业各方面，形成一大批长期起作用的生产能力。
大庆油田就是在这期间建立的。
当时的“大跃进”确实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下，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随后用几年时间才克服的很坏的后果，但同时也还是取得了许多成就，这样来看，可能是比较恰当些。
搞人民公社，确是包含很多的空想、不切实际的东西，效果不好。对从土改到人民公社的全过程，应该认真地分析研究。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是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胜利，引导土改后产生的广大个体农民走上合作化也是正确的。在合作化过程中发生许多偏差，要求越大越公越好，过快地搞到高级合作社，尤其是搞到人民公社，这里确有许多应当记取的教训。人民公社的体制虽然作了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由于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弊病仍然没有根本消除。
１９７８年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１２年的经验说明，这样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现在回头来看整个过程，能不能说，农村是回到了合作化以前的个体经济，本来就不应该搞合作化，合作化毫无意义，完全错误？用这样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如此复杂的历史现象是不可取的。以下可以指出三点：第一，农业合作化是取得相当大的成绩的。比如说，农民利用集体的力量，搞了许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是农民对农业所作的很大的投入。农业没有投入是不行的，只靠国家投入也是不行的，大量的投入要靠农民。如果只有个体经济，没有合作化，农民不可能作出那么大量的有效的投入。
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几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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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增长很快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过去多年间搞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第二，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过去的集体经济的经验并不是一笔勾销了。固然各地情况不同，但是许多地方用集体力量办乡镇企业，办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