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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宽广道路。
以上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近代中国是不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
这也许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不在受到外国军事侵略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倚仗不平等条约而拥有种种特权，中国大门的钥匙是在外国人的荷包里（这就是说，海关为外国人掌握）
，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工厂，列强的兵舰和商船自由地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那时，中国政府在决定对外政策时，甚至在决定重大的内部政策时，都要看帝国主义主人的指挥棒指向哪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不开放呢？
１９００年左右，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但那并不是要中国开放门户，因为中国的大门早已被列强的大炮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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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按“利益均沾”的原则针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说的，是要求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地区应当向其他国家开放，而不应当封锁。
虽说近代中国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列强所支配，但列强对中国的情况又总是不满意。
其不满意大致上有两方面。
一方面可以说是政治方面的。列强总是觉得他们利用来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不够强大到足以在中国人民的反抗面前保卫他们的利益，不但不能消除这种反抗，反而被人民的力量冲垮。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多说。很明显的，这是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矛盾。他们所扶植的，既然是违反中国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势力，这样的势力尽管拥有“合法”的政权，拥有强大的兵力，也不可能在人民中有威望，不可能保持对帝国主义有利的安定的内部秩序。
从经济方面说，帝国主义者不满意的是，近代中国始终不能如他们在用炮舰打开大门时所指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广阔的商品市场、投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１９３６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
，不过１６亿元（按当时的汇率计，不足５亿美元）
，比１９１０年左右只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三十，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中国的进口在鸦片战争后７０年间，最多的还是鸦片烟。
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外国能输入中国的始终主要是煤油、糖、棉布等，以及其他许多廉价的制成品。
中国的出口主要也只是生丝、猪鬃、钨砂、桐油之类的“传统”外销商品。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数字是比较大的。据经济史家估计，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从２０世纪开始时的１５亿美元，增加到抗日战争前的４３亿美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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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帝国主义的投资主要是商业掠夺性的，依靠帝国主义的特权可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且这种投资可以说是没有资本输出的投资，因为在巨额的投资中的很大部分是来自中国所偿付的“赔款”
，其余部分是以欺诈勒索的方法占有的土地（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那时房地产构成外国人的资本的重要部分）
，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取得的暴利，外国银行所吸收的中国人的存款，等等。总之，巨额资本的绝大部分是从中国掠夺和赚取来的，很少从国外输入。那时，中国的资源也都深藏在地下，没有被开发。
为什么近代中国已经被列强打开了门户，却并不能成为一个广阔的市场呢？原因很明显，因为中国贫穷落后。
贫穷落后的中国没有多少剩余的生产品，也无力购买多少外国的产品。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虽然曾深入到一部分农村，但农村的绝大多数还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几乎没有或者只有极少量的商品经济。所以，对于占近代中国的最大部分人口的地区来说，其实并没有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固然可以说是开放的，但在３０年代人们给上海以“冒险家的乐园”的称号，就是说，外国的流氓、骗子、走私贩子可以在那里大发横财。这样，正常的贸易当然只会萎缩。
近代中国曾多次兴起有商人和城市居民参加的抵制美国货、抵制英国货、抵制日本货的运动。这种排斥外国货的运动反映了人民对于侵略者的正当的仇恨，也反映了那时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只是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以灾难。
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造成的。
所以可以说，帝国主义一方面打开中国的门户，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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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位。这又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而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
三四十年代，中国舆论界中有人说，列强应该考虑如何帮助中国富强起来，因为一个富强的中国才会和世界各国大大地增加贸易和经济联系。这种说法的后一半是对的，而前一半即指望帝国主义列强帮助中国富强，则是梦想。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争取民族的独立，恢复国家的主权，才能发展自己的经济，并且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即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这是已经有事实证明了的。
以上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现在我还要说的第三点是，中国被侵略，被压迫，贫穷、落后，固然使中国人民遭受严重的灾难，而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又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帝国主义列强间发生无穷的矛盾和冲突。
直到２０世纪初年，在中国角逐的主要是英、德、俄、法四国，而英、俄是最主要的对手。它们间虽未直接兵戎相见，但到了１９０４年，发生了俄国和新起的日本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争霸东北地区的战争。
这以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了主要是英、美、日三强在中国争夺的形势。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反映为中国内部军阀的混战，这种混战更使中国长期动荡不安。
日本在３０年代认为可以利用中国内部局势来独霸中国。
１９３１年后形成的日、美间的对立，终于导致日本对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大战。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酿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东部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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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把中国这样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大国，变成了一个贫穷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就在远东造成了一个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内部安定的、经济逐步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固然对于企图侵略中国、独霸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来说，是一个失败，而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则是一个贡献。中国不再是列强侵略和争夺的对象，这才能够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才成为促进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定，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定的一个因素。
把中国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历史和在这以前一百年的历史相对照，我以为人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１９０年８月３１日在北京“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０年１０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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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变
今天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
我讲点个人学习这个文件的初步体会，主要讲三点意见：一、关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
文件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可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内容，而是坚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和政策。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写文章都要说点新东西，但中央的一些基本政策，对一些问题的基本估计，不能随便变来变去。当然原来是错误的要改正；如果形势真是发生很大的变化，非改变不可，那就要改变。否则就不能变。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知识分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仍然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出要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确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确也犯过一些错误。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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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继承过去正确的东西，也接受错误的教训，从而作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估计，提出了新时期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基本政策。这些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决不应该因为任何个别的事件或临时发生的情况而改变。文件继承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东西。文件指出：“我们广大知识分子是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的，是一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能够创造丰功伟业的优秀队伍。”
“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中，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反对动乱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这就是说，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确实是一场很大的风波，但是不能因此就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没有改变，也决不会改变。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点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７年就提出来了。他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也是劳动者”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３８页）。
１９７９年６月，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他说：“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同上，１７１—１７２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持执行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并采取了许多措施，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即１９８９年６月以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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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把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非常显著地提到全党的面前。今年５月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现在又发出这个通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并不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切方面的知识分子工作都做得很好了，我们在知识分子工作上还是有缺点的。这种缺点有的是受经济发展状况的限制，而一时难以得到很好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