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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切方面的知识分子工作都做得很好了，我们在知识分子工作上还是有缺点的。这种缺点有的是受经济发展状况的限制，而一时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但也存在各级党组织对知识分子工作认识不足，对知识分子政策贯彻不力的问题，所以需要改进，需要发这样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是对全党说的，是对各级党的领导提出来的。总的说是要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院领导也要按照中央的规定认真检查这方面的工作。
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是过高了？这在我们党内并不是没有疑问的。现在党中央肯定了这一点，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是决不会改变的。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一些问题。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社会科学部门的知识分子，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的确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不应首先去责备知识分子，应该着重从党的工作上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正面教育，积极引导，帮助提高的方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
所以，这个文件是从全局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虽然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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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重新向全党认真地指出，以期引起重视，这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二、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问题。
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９年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是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依据。以后党的文件一直坚持这个重要观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有阐明这一理论的任务。
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应该有正确的理解。前几年，有些人从中引伸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不能说知识分子因为有知识，文化水平比较高，因此天然就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文件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是整个工人阶级完成历史使命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对他们采取不信任甚至歧视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又指出，把知识分子说成是居于工人阶级之上的一个独立阶层，从而同产业工人割裂开来，同广大劳动群众对立起来，也是完全错误的。
大家知道，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具有优秀的品质，政治觉悟高，组织性强，纪律性强，这些品质是在实际生活中锻炼出来的。
并不是说一个人今天是学生，明天当了工人，立刻就有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一个青年农民，一跨进工厂，立刻就有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也是不可能的。工人群众中有觉悟程度的不同，甚至出现若干工人阶级的叛徒。
有些人吹嘘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在吹嘘他们自己。这种知识分子其实够不上是工人阶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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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有个别人甚至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人民的叛徒、民族的叛徒。在我们社会科学院就出了这样的人，当然这是极少数人。对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和我院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因为掌握了较高的文化知识就妄自尊大，自命为是工人阶级、人民中间天然的最优秀的一部分。
由于种种原因，很多知识分子主要是个人的劳动，了解实际不多，同工农群众联系不多，因此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我们既要利用我们文化知识较高的条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又要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做到无愧于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所以，文件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要求。
说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本质意义在于向知识分子提出要求，即要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自觉担负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应当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等等。我们不认为，知识分子天然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但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只要努力去做，是能成为工人阶级最优秀行列中的一员的。
三、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文件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提出要长期不懈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这种对立和斗争首先突出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存在，如贪污、以权谋私等现象，也是使社会主义变质的现象。我们党正在大力反对这些腐败现象。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法律和行政手段以外，很重要的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来进行。因此说，反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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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自由化和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关系。
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整知识分子”。
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知识分子都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当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变成整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中间真正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只是极少数。
文件说：“广大知识分子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不是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整知识分子，恰好相反，正是要依靠广大知识分子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广大知识分子，也包括某些曾经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联系的人，思想理论上有某些模糊认识的人，正在认真地思考问题。有些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某些错误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联系，当他了解了这一点，就会起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斗争。
文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原则上是这样，但实际执行起来会遇到许多问题。
文件中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贯彻‘双百’方针要十分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把握好政策界限。”
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这是个新提法。我们过去常常一讲贯彻“双百”方针就想要把学术和政治完全分开，但常常又分不大开。当然有些学术和政治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但有些学术问题牵连到政治，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些意识形态问题，很难说和政治无关。既然和政治有关，是不是都可以上纲上线说成是政治问题呢？现在提出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这就比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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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如说，一个人在学生中煽动闹事，尽管讲的好像是一篇学术道理，但当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就要按政治行为来处理。如果是学术行为，那么即使涉及政治问题，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政治行为，而要当作学术行为来对待。这就是要经过讨论，辩论，开展学术、艺术批评。这种批评应当是充分说理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应当有利于增进不同学术、艺术观点的相互了解，相互借鉴，有利于澄清是非和共同提高，力戒简单和粗暴的做法。这个原则，我想大家都会赞成，但是做起来的确不容易，还会发生很多问题。现在政策既然明确了，问题就在我们学术界怎样努力做到。应当看到，在我们学术界中，“文革”
大批判的遗毒还是有的。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是简单宣布一下就完事了，而要靠我们大家的切实努力。
我认为，学术讨论应该真正是一种相互切磋、探讨、借鉴式的讨论。我过去有个经验。大约在三十多年前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在一次学术界的座谈会上，我对某位同志批评胡适的一篇文章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大家觉得好像不大协调；虽然我并没有因此遇到麻烦，没有说我就是“包庇胡适”
，但是这样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在当时的空气下毕竟没有能推行。过去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就是只要“大方向一致”
，怎么说都行。你只要批判胡适，怎么说都行，谁也不敢提不同意见。在这方面，鲁迅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１９３２年左联办的一个文艺杂志上发表了一首长诗，是针对胡秋原的。胡秋原先生现在台湾，当时他标榜自己是第三种人，所以左联的杂志就用诗来狠狠地攻击他。鲁迅对这种做法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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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杂志的编者周扬，周扬把它发表在杂志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恐吓与辱骂不是战斗》。当时是把“第三种人”看成敌人的，这个看法是否恰当，还可以研究。我这里要说的是，鲁迅提出对敌斗争也不能靠恐吓和辱骂，认为这样做不对。这种精神我们现在都不大有了，搞成只要“大方向一致”
，随便怎么说，怎样上纲上线都行，别人都不能提不同意见。这不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深入批评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有联系的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如资产阶级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这就涉及到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到底某种思想观点是否同资产阶级有联系，有怎样的联系，应该认真研究，可以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对于被认为错误的东西的批评，要进行分析，要讲得有道理，有分寸。也可能有的人说得不适当，有的人说理不够，那么大家可以来讨论。虽然你在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你的批评不大完善，怎样说才恰如其分，这是可以商量和讨论的。不能说我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谁对我说三道四，谁就是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的学术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发展。
我提出上述意见，我以为是有利于深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的；同时，也可以表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者间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如果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开，把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区分开，把握好政策界限，我看“双百”方针是可以贯彻执行的，但这要靠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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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我们学术界本身要真正显示出我们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促进学术的繁荣发展。
１９０年９月８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局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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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胡绳文集
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我们党在历史发展中吃过教条主义的亏。
６０岁以上的老同志几乎都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遭受很大的损失。后来，毛泽东同志纠正了这个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