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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力量很薄弱，其中一部分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部分对革命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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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态度，还有一部分由于可以理解的疑虑，在全国革命胜利时，转移到香港、台湾或国外。新中国采取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民族工商业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在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不占重要地位。
５０年代，中国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土地改革后分散的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样，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
现在回头来看，中国在５０年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必要的呢？既然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也就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要发展资本主义，第一靠对殖民地的掠夺，第二靠剥夺本国的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使之赤贫化。前一点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做。后一点如果做了，那就会在几亿人口中造成新的阶级分化，引起长期的强烈的社会动荡不安，其结果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只会重新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事实上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三十多年间，虽然有曲折和困难，但是总的说来，保持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社会安定，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所提供的一个必然的选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走向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以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为起点，建立社会主义确实极不容易。所以就发生了改革和开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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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革的方针是在１９７８年以后才提出来的。
但是要谈论这个问题，可以回溯到中国社会主义起步的时候。
中国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唯一可以参考和学习的就是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苏联的经验。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后，用三年实现了恢复经济的任务，接着就进行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这期间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显然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照抄苏联。但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受苏联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就在这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感到苏联的经验不是可以照抄的。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讨论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时，就特别论述了对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要引以为戒。那时他在下列各点上指出了苏联的缺点、错误：一、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二、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
，“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三、“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五、在中国，“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六、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说：“现在有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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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
这里没有点名，但很明显的是指苏联。此外，讲话中还提到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的问题。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这里虽没有提到苏联，但也显然是针对苏联的经验来说的。
现在来看，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还不是已经透彻地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病，但的确是指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固然，看出苏联模式的弊病，还不等于已经弄清楚中国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但是，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已经明确，不能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而应该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
在５０年代末，中苏两国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６０年代，中苏两党间公开进行争论，直到两党关系中断。两国间也只是保持形式上的关系，甚至发生了边境的军事冲突。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一直持续了近三十年，到１９８９年才恢复正常化，但也不是回到５０年代的状态。其所以造成两国间关系的破裂，固然有复杂的因素，但有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不承认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棒，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国决心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有些做法就和苏联不同。
例如前面毛泽东说到的几点。中国一贯重视农业的地位；中国没有取消共产党以外的民主党派，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而不实行苏联式的一党政治；中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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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上和苏联不同。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有时也犯错误，但是总起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苏联模式的根本缺点，在于一切由国家计划统一管起来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使国家负担过重，承受不了；而且排斥商品经济，妨碍各种社会活力的生长，形成僵化的局面。这种体制，长期保持下去虽然极为不利，但又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难以避免的，而且在一个时期内还能行之有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增强企业的独立性等等，都是针对这种缺点而说的。
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难以避免这种缺点。如果不能找出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克服不了这种缺点的。
中国是一个和任何欧洲国家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可以照搬的经验。那就必须独立地进行探索，通过自己的实践找出一条道路来。中国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些经验和传统无疑对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益的，但是必须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利用这些经验和传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运用什么机制，采取什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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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的问题。
从５０年代后期起，中国在连续２０年的时间，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各种努力。这期间犯过两次大错误。第一次是１９５８年，以当时称为“大跃进”的运动为标志，这个失败的运动造成了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与此同时形成的农村人民公社，后来事实也证明是不成功的。第二次是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这个错误从１９６６年起长达十年之久。关于“大跃进”
、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情形，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总的可以说，这些错误是由于要克服苏联类型的僵化模式，而错误地运用了过去中国革命中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为用在生产战线、政治战线上开展群众运动的办法，就可以增进社会活力，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快。
在那２０年中，中国的经济仍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这些错误而付出很大的代价，遭到很大的损失。
那２０年虽然犯了许多错误，走了许多弯路，但并不是白白地浪费掉的。可以说，在５０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的尝试，也就是开始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那２０年中，犯了许多错误，得到了许多改革失败的经验。错误犯得或大或小，虽然有些具体的原因，但总的说来，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要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道路，实在是不容易的，不经过曲折和失败，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犯的错误，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纠正了这些错误。有了这些错误的亲身体验，就使人深切地看到，既要避免苏联类型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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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模式的错误，又要避免犯另一方面的错误。这种经验是十分可贵的。
还应该指出，在那２０年中，在犯了错误和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正面的经验。举例说，早在１９５６年，中国领导人之一陈云就已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陈云的这个意见当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并在６０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显然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提出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萌芽思想。类似这样的有价值的改革主张，当时的领导人、各级工作干部、研究工作者和群众提出过不少，有些还在某种范围内的实践中执行过，取得了成就。虽然这些比较正确的改革主张，都被“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浪潮所淹没，但它们的确是１９７８年以后进行的改革的先导。
１９７８年，在结束了那场错误的“文化大革命”
两年之后，中国迅速地提出并实行改革的方针。
改革首先在农村中生效。
农村中的改革既是经济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又推进到城市和工业、商业、金融等各个方面。固然，改革的过程中仍然有些曲折，但是总的说来进行得是顺利的，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通过改革，找出了一条符合于现阶段中国的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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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道路。这个现阶段将一直继续下去，包括下个世纪的四五十年。通过改革，我们所建立的并将继续加以健全的经济体制，概括说来，是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这种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