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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３０卷，３４７页）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社会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生产力，是不言自明的。他们早在青年时期的著作中就说过：“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
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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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５１页）在一代代阶级社会间是如此，从阶级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十月革命时期的列宁
列宁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且开始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继承关系不能不予以较大的注意。
十月革命前夕，１９１７年８月到９月，列宁写了他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这本书中主要论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就在这篇论著中，列宁也谈到社会主义要以资本主义的成就为基础。他说：“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
，他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国家的职能（《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４１页）。他又说，“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
，等等（同上，４６页）。
１９１７年９月底，列宁又写了题为《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的论文，其中驳斥了“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的说法。他重述《国家与革命》中的论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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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无产阶级“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列宁全集》第３２卷，２９６页）。然后他又谈到“国家机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只要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
（同上，２９—３００页）。
可见，列宁是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的问题分成了两个方面：压迫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必须“打碎”它；而组织大生产的国家机构，以银行为代表（不过列宁说明，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
，则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拿过来，在割断它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后，它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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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间，俄国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
他们所提出的错误观点之一，就是把凡是沾染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和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必须抛弃的。列宁为克服这种幼稚的观点做了很大的努力。领导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建设的列宁，的确可说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但是他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反复论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遗留”
下的一切“材料”。
“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所说的“向托拉斯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这句话，认为这是很可笑的，是把“组织和领导企业方面的全部主动权”交给了“托拉斯的组织者”。对此，列宁批驳说：如果这种言论出于１５岁的孩子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过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道理，竟讲出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些奇怪了。这里已经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９页）。
列宁在１９１９年俄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列宁全集》第３６卷，１２９页）
在１９１９年的另一次会议上列宁又这样说：“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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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
（同上，６页）
列宁之所以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内容，当然是因为他已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任务的缘故，而这又是和俄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有关的。
人们通常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但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一般地这样说，却未必正确。例如，如果是在西欧１７、１８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具有现实的优越性。
虽然那时，如前所述，已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代替封建制度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
人们通常还说：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依靠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文明。这样的说法，也需要补充。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块“空地”上仅仅依靠这制度的优越性建立新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吸取资本主义的全部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们能很好地进行这样的继承、利用和吸取）
，然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真正能发挥出来，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
因为落后，更要学习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上的，那么逻辑的结论似乎应该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最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是这样来考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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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
但历史的发展比一般的预想要复杂得多。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全世界的时候，资本主义的世界链条首先在哪一个环节上（在哪一个国家中）被突破，不是简单地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里起作用的既有国际条件，也有国内条件，包括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无产阶级政党的素质和领导能力，等等。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指出，由于俄国历来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度”
，革命后遇到特殊的困难。
１９１９年他说：“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同上，２９３、２９４页）。在本国没有比较丰富的资本主义“遗产”可以接受，这至少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此，列宁特别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的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几个月，列宁主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
在１９１８年４月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中，他尖锐地提出了向资产阶级学习的思想。他说，资产阶级已经推翻，“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
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
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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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３８、２３９页）。
列宁的这段话使人想起在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说过的话。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
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１４８０—１４８１页）。
前面已经说过，俄国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嘲笑和反对列宁的这种说法。
在反驳这些“左派”
分子的空谈时，列宁说：“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接着他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应该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办理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９０页）。
在１９１８年列宁虽然已经考虑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达到社会主义，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一般地不同新政权合作，而持反对态度，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没有能实现。俄国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内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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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１９２０年苏俄曾立法实行对外国资本家的租让制。在讨论租让制的报告中，列宁说：“我们要挨着他们（指租让的企业——引者）
开办自己的企业，学习他们如何经营模范的企业。
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成就进行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