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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同志看到有关的稿子跟我说，１９７年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就能繁荣稳定，这个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
他的意思是，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如果香港１９７年后实行资本主义能繁荣稳定，那么实行社会主义应该更加繁荣稳定；而现在的意思是说，实行社会主义就不繁荣稳定了，所以理论上站不住。
他建议加上“暂时”
两个字。我说，这两个字我不敢加，我只能写在香港恢复主权后实行资本主义５０年不变。虽然５０年相对于几百年、一千年可说是暂时的，但不能含糊地讲“暂时”。
那么对这个问题，理论上怎么解释？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如果宣布香港主权收回来后就实行社会主义，那么恐怕在１９７年以前所有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企业都跑掉了，为资本主义企业服务的专业人员也都会跑掉。要知道，香港不仅仅是个花花世界，它还是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世界金融的一个中心，世界航运的一个中心。如果把它收回来搞社会主义，就会把香港变成一个死港；而保持那里的资本主义，就能继续繁荣稳定，保持它原有的经济地位。到底哪一个办法好，哪一个办法对我们有利呢？结论是很明显的。当然，如果采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态度，那是另一回事。既然不能采取那种错误的态度，那就只能承认，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我以为理论上只能这样解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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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叫“一国两制”。在这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对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到底有利没有利？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看，是让香港变成一个死港好，还是让它继续是一个繁荣的世界贸易中心好呢？按小平同志讲的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去衡量，我看，香港保持资本主义比变成社会主义死港好。而且资本主义的香港有许多东西可供我们学习。
虽然香港的资本主义不完全，它没有重工业，但资本家在使香港成为世界贸易、金融、航运的中心这方面，的确有许多好的经验，我们应该学习。本来有些东西我们要向外国学习，现在中国版图内就有这么一块地方可以学习，好比是我们有了一个家庭教师，这有什么不好呢？
怕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前２０年“左”倾思想的继续。那时，总想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标准，要求公有制生产关系越纯越好，越大越公越好，越先进越好，以为只要生产关系先进，就自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去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反而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以推进经济建设为标准来看待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关系只有适合生产力的水平，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固然生产关系不那么纯，是会发生很多问题的。
１９７年后，香港还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里还有赌博、色情营业，有黑社会，甚至还有一些反共反华的人在那儿跟我们捣乱，这是麻烦事。
同样的，我们有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还有个体经营，这些都会引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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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麻烦。但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看这些问题。要看到公有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公有制以外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存在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如果不要这些麻烦，回头去搞纯而又纯，那么经济上不去，就会有最大的麻烦。
现在归结一下，所谓防“左”
，一防以阶级斗争为纲，二防对改革开放动摇。要防止这两个方面，就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小平同志十分强调这个问题。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他还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经过许多曲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所以不能变。防”左“
，我认为就是这个含义。
当然要警惕右。
小平同志强调，“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因此，也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去跟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克服它，那就是右的倾向，这也危险。但是，如果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改革开放，我们也坚持不了社会主义。
右的倾向必须反对，但是不能用“左”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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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右。
第二个问题。先说为什么会产生“左”。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产生过“左”的错误。为什么会产生“左”呢？这个问题党史界、理论界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左”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１９４５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里说，“左”
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同时指出它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在１９８１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没有沿用这种说法。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里，也没有这样写，没有用这个说法。我们不是否定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在社会上，当然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存在于这个社会里，它会受到党外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是，简单地说“左”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未必恰当。
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很复杂，可以产生各种倾向，不见得一定就产生“左”的东西。譬如民主革命时，小资产阶级难道都以为越革命越好？都只要斗争，不要团结？很难这么说（第一个历史决议也说到小资产阶级的复杂性）。
而且这种说法好像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就一定不会犯错误；一旦有了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造成的。这也不大说得过去。站在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即使真是站稳了，还可能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准确，由于看事情在认识上有偏差，于是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可能是严重的错误。不能说错误都是产生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资产阶级思想。那样解释虽然简单，但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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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实际问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我们认为，“左”的倾向之所以容易产生，还是要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特殊性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确实需要革命，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面对的确实只有一条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固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但是还必须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实际出发。对实际的认识，以及在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方面，如果发生偏差，就会发生错误。我们既然是革命的队伍，就比较容易简单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为越革命越好，调子越高越好。这样就容易产生“左”的倾向。
很久以来，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左”比右好。
这种思想至今还有较深的影响。刚才我说的“左”之所以产生，可以由于认识方法上的偏差，那么，这似乎是证明“左”比右好了。所以我稍微谈一谈这个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要求是要作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一定要用得恰当。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左”代表小资产阶级，右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如果按这样简单的阶级分析，那么“左”也比右好。小资产阶级总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好吧。
其实这样简单地作阶级分析是不对的，不可取的。党内产生右的倾向，我看也不一定简单地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
革命队伍里右的倾向，也可以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造成。
譬如说，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错误的陈独秀等人，和一些有右的倾向的同志，难道说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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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不能那么说。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有右的倾向，导致投降主义。
但是犯这种错误的人，也不一定是代表资产阶级。
近些年，我们两个总书记犯错误，应该说是右的错误，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斗争，对动乱不坚决斗争。但也不好说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会儿“左”
，一会儿右，那么就说共产国际一会儿代表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代表资产阶级，也讲不通。所以说，在革命队伍中，在一定范围内的“左”和右，都可以由于认识偏差而产生。当然，右的倾向发展下去，就可能变成对革命灰心丧气，完全失望，甚至脱离革命，跑到敌人队伍里去。
这的确很严重。但是，我们不能以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右倾错误，跟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错误对比，说是“左”比右好，这当然不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达到个人野心而推行“左”的一套，已远远超出了党内的范围。而且极左会诱发出或转化为右，那就更不能说什么“左”比右好了。
我们要看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历史证明，“左”倾错误可以把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搞垮。
３０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错误持续四年，几乎把革命搞垮了。
“文化大革命”
１０年，造成经济停滞，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局面。这样搞法，只能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满。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什么前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左”的错误的严重性，可以使革命瓦解、垮台，而且还可以引出右的错误来。
所以我们不能说“左”
比右好。
还是小平同志讲得对：“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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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的错误比较容易鉴别出来，而”左“
的错误不大容易识别。
小平同志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我们要很好地运用国内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