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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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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经常在党内告诫绝不要学苏联那样建立一个从上到下，垂直系统，脱离各级党的领导的”安全“机关。第七，”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
这里所说的“有些国家”指谁是明显的。这篇文章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基本方针的提出，是和接受苏联的教训有关的。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出那种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那种也是过分偏于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的倾向，不足以动员国内外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那时和那时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设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对社会主义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几乎无不是这样以为的。
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把苏联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弊病，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一般都以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得照苏联的模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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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知道要避免苏联的缺点和错误，企图走另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等于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相当长的曲折道路，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由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特别是挫折和失败的经验，才能够终于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毛泽东在上述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到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还说到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等等。这些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新的思想的萌芽。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也有种种新的想法。
例如陈云同志在１９５６年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见《陈云文选》，１３页）。但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想法，要发展成为足以代替旧的体制的新的体制，还必须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曾接见一位意大利记者。
这个记者在问到毛泽东是否犯过错误时，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
照抄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
小平同志精辟地从原则上作了答复。但没有具体提到“照抄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但毛泽东恰恰是最明确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模式的一个领袖。在毛泽东领导下，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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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所肯定的天经地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个经验使毛泽东确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实上，他是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
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为走入歧路，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苏联的模式。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这话也应该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在利用前一时期的经验的时候，当然必须区别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情况。在建设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时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把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为这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阶级斗争观念动员和凝聚了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并且在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发动起来以后，就产生无穷无尽的摧毁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经验不能简单地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只用政治方法来动员群众，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就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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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路，受到许多损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时期也从错误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在１９７６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２０年的经验，特别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危险局面的“左”倾错误的经验，纠正了这些错误，终于弄清楚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套方针政策。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的２０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许多错误，其发端在于不按照苏联的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而要另辟蹊径。
那么我们在评论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认为本来不应该怀疑苏联的模式，本来可以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们曾经犯过的这些错误。我以为，如果进行这样的评论，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１９５６年，在中国面前可以说是有两条路好走。
一条路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二十多年里走过的路，另一条路就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认为中国应该走这另一条路的至少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如果走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呢？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
在建设中遵循苏联的样板和成为它的“卫星国”虽然并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是密切联系的。历史表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已经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指挥一切。斯大林的后继人并没有对斯大林的正确和错误进行科学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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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他们在一笔抹煞斯大林的时候，继承了斯大林的许多错误的作风和做法，而且变本加厉。其中也包括自居“老子党”的地位，以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干预和支配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中国才没有沦为苏联的“卫星国”。
从５０年代后期起，毛泽东不顾苏联方面来的异议，坚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警惕地注视着苏联领导人日益加剧的对中国的敌视。赫鲁晓夫以逐出教门相威胁，直接向中国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控制中国命运的要求，毛泽东领导全党对此作出了毫不妥协的答复。我们现在不来评论６０年代初期中国和苏联两党的大论战中的细节。
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方面在这次论战中提出的有些论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维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按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权力是完全正确的。把运用一切手段直至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指挥棒的权威的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也并不过分。由于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坚持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由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维护党和国家应有的独立和主权的态度毫不含糊，中苏两党的决裂成为不可避免，并且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毛泽东在６０年代初期作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不惜和苏联决裂的决策，是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的。当时的苏联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挥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很能生效。所以作出上述决定不但要准备遇到从北方来的侵略势力，而且要准备在世界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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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就中国国内来说，要转变向来普遍存在的对苏联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
毛泽东一生曾遇到许多艰难复杂的局势，要求他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有长远历史影响的、足以表现出他用远大的眼光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才能的伟大决策之一。
在１９８９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完全正确和必要，但是经过了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１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３０年前毛泽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作出的决策。
如果那时不作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走上上述两条路的第二条路，以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后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对这样的问题要是进行讨论，大概很多人会作出同样的答复。
至于在苏联解体前不久，由于各种情况已和３０年前不同，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当然是必要的，这为今日中国和原属苏联的各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的确，中国在３０年前走上上述的第一条路之后，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党和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面临着危亡的局势。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如果说，这两条路都不可取，最好在１９５７年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
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才得出了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其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这种可贵的传统的形成，是和毛泽东分不开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党所反复犯过的多次错误为借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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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曾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缺点，试图加以纠正。
但因为对错误的认识还不透彻，因而未能有效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