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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１月初，《真理报》才在最后一版《塔斯社通告》标题下，用四五行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下沈阳。这是辽沈战役。
１２月６日第四版的《通告》，用六行新闻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占领徐州。这是淮海战役。（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那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就像毛主席说的，仗打胜了，又怀疑。
１９４９年夏秋间，少奇同志秘密去过一次苏联。
到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主席公开到莫斯科。这次去莫斯科，是怎么回事情呢？当时中国革命刚刚胜利，已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理说，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去访问，应该是正式的国事访问吧。
其实不是，是去庆祝斯大林的寿辰。
而去了以后呢，从１２月１６日到莫斯科，一直到２月１７日离开，蹲了整整两个月。当时交通等等条件当然和现在不一样，但是两个月之久也有点奇怪。
接待毛主席的礼仪虽然还可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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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称毛主席为毛泽东先生。到莫斯科后两个星期，除了参加斯大林寿辰外，毛主席基本上是在那里坐冷板凳，没人理他，报纸上也没有任何消息。西方报纸散布流言说，斯大林已经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到１月２日，莫洛托夫才去看毛主席，商谈事情。发生了什么问题呢？那时斯大林不愿意和新中国订立一个互助同盟合作条约。他说苏联和中国不是早已有一个条约了吗（所谓有条约就是和国民党订过一个条约）
，既然已有这个条约，别订了，以后再说吧。莫洛托夫去访问毛主席时，毛主席提出了几个方案让他选择。最后一个方案是重新订立一个条约。然后莫洛托夫向斯大林请示，才同意订条约。毛主席说，如果你们同意订条约，我就要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来谈。毛主席那时对这种情形非常生气，他曾大发脾气，说我到莫斯科来就干三件事情，一件是吃饭，一件是拉屎，一件是睡觉。这是外国人都知道的。我们现在从毛主席当时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在莫斯科时，实际上是在那里处理国内的事情，好多电报送到莫斯科去，他在处理。后来订条约也还有麻烦。周总理去谈订约，苏联方面拿出一个条约稿子，基本上就是国民党时代的条约。
周总理和毛主席商量以后，另提出一个方案作商谈的基础。
除了订条约以外，给了３亿美元的贷款。西方国家报纸说，这比不久以前给波兰的贷款援助还要少些。这个数目到底是谁定出来的，我不清楚。但是，毛主席当时有一个电报给中央，说我们还是少借一点钱为好。从这次去莫斯科可以看出，毛主席心里是非常不痛快的。
如果再联系前后许多事情来看，就可以看出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毛主席为什么感到有压力，这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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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事情。
第四点，我在文章里说到，毛主席对于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是一直不赞成，怀疑和反对的。也有同志问我，你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呀？是不是因为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故意宣扬毛主席早就反对计划经济？确实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间还是用的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所谓别国的模式，当然就是苏联的模式）
，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小平同志是这样评论过去的。
但接着他又说，“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
所以过去我们犯过两方面的错误，一方面是搬用别国模式，另一方面是不搬用别国模式。
不搬用别国的模式，主要是毛主席做的事情。
可以看到，毛主席是用“大跃进”
来冲破计划经济，但他搞错了，办法不对，行不通。
譬如说，１９５８年搞过国家计划的“两本账”
，第一本是必成的，第二本是期成的。而中央的第二本计划，又变成省的第一本计划，省里还有第二本计划。这种做法，在鼓吹“计划就是法律”的苏联人看来完全是胡闹。
“大跃进”确实也没有成功。所以实际的经济工作还是搬用别国的模式。但是，毛主席老是对计划工作不满意，对这样搞法总是感到心情不舒畅，他引用李清照的词，叫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里还说到，１９６４年毛主席强调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毛主席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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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计划经济确实不满意，但是他没有能找到一种正确的途径，来改变这种苏联模式。
第五点，有同志提出，我的文章中在说了中国由于独立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之后，又说，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些曲折和错误是否不可避免，是毫无意义的，这句话说得不对。我的话原意是说，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但没有表达好。研究过去为什么犯错误的经验，避免以后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这句话应该改一下。但是我接着又说，最好在１９５７年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我仍以为，１９５７年以后不经过一点曲折，就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是不可能的。当然，曲折和错误的程度大小和时间长短，那是由各种因素决定，不能说是必然的。
第六点，有的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１９５７年以后２０年的“左”是探索中的错误，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遵义会议以前那些“左”的错误也是探索中的错误呢？王明的错误是不是也是一种探索呢？我觉得，３０年代王明的“左”倾错误，给我党留下了很重要的教训；遵义会议以后，正确路线吸取了这些教训。但是，王明路线的错误恰好是因为不探索而产生的，是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照抄苏联的办法，跟着苏联、共产国际跑。这个错误和１９５７年以后的错误性质不一样。
１９５７年以后的错误是不照抄外国的模式，不跟着外国的指挥棒走，自己找道路，但是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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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点，我的文章最后说到，毛主席临终前不久，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讲话的时间是６月１３日，不知怎么，错写成４月３０日，应该改正。前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
现在我在这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
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
都没有做完。
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
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第八点，稍微讲一下６０年代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国和苏联当时存在的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里包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对对方国际国内政策的看法，等等。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苏联总想控制指挥中国的问题。当时我们管这叫老子党的问题。他要做老子，用指挥棒来指挥别人，要别的国家服从于它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要把别国纳入苏联全球战略的轨道。彼此看法不一样，这是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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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问题。但硬拉着别人跟它走，这是老子党的做法。根据当时的情况，我感到，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
１９５６年苏共在２０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的同志都很不满意，毛主席仍然说对揭开斯大林这个盖子这一点还是要肯定的。到了第二年，１９５７年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这些人当作反党集团打下去了，我们的一些老同志对此不满。毛主席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莫洛托夫这些人思想僵化，也不见得就好多少。许多同志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说再看一看，恐怕还是半修正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是非常谨慎的。但在涉及到国家的独立主权的问题上，毛主席决不让步。
１９５８年苏联提出要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接下来就会是在政治上控制中国。对这个事情，毛主席坚决抵制，决不作丝毫让步。后来在中国方面仍力求维护双方间的国家关系时，毛主席还说过吵架不要紧，可以吵一千年这样的话，意思是意识形态上尽管有分歧，吵架，但苏联只要不按父子党的模式而是以平等的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那还是可以维持正常关系的。
（不过现在看来，在意识形态上不吵最好）那时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到莫斯科去，和苏联领导人争的也主要是老子党的问题。苏联方面不能公开主张老子党，所以总是突出意识形态问题，以掩盖其以老子党自居的面目。在中国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气味加重，我以为陈伯达、康生是起了较多作用的。
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０年评论当时的事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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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７８—２７９页）。
当时苏联要社会主义各国在国内政策上完全跟它走，而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名义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别国，要别国完全服从它的外交战略，甚至干预别国的领导班子的人选。东欧各国党不能说没有为本国人民做过好事，其所以丧失民心固然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人民认为这个党使自己的国家落到了附庸国、卫星国的地位。毛主席从５０年代后期起，一方面坚决顶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一方面力求摆脱苏联的模式，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后一方面他没有成功，走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