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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
，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
，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
毛泽东的这种错误，总结起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后一提法虽然不是毛自己提出来的，但得到他的首肯，而且也符合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要发展，就要继续不断地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说，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虽然还要进行反对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方向去的倾向，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进行。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要用过去革命的办法来解放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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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明确地区别了这两种解放生产力所解决的任务不同。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３７０页）
现在，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所需要的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与各种僵化观念相联系着的经济体制，即过分依赖国家集中权力的体制。这个任务当然不能靠继续进行所谓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完成。
“以阶级斗争为纲”
更不能解决向世界各国学习有用的东西的问题。历史经验证明，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和对外封闭相联系的。邓说：“二十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６４页）
“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
（２６６页）
邓还说：“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
（１４９页）
敢于吸收资本主义中的有用的方法，并不表示社会主义的弱，而是表示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邓在坚持实行开放政策的同时，也强调要抵制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的东西。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是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不同的，但二者同样都有解放生产力的作用。邓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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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１３５页）
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造成很深的积习，无论是在实践上和观念上突破它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就当前进行的改革的深刻性、全局性而言，它又具有革命的性质。
邓说：“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８２页）他又说：“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１３页）
很明显地这是说，改革虽然也是革命，但它和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延伸和继续过去已经进行并取得胜利的革命，所以它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四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解放生产力就是要冲破国家高度集中，企图包罗万象的计划经济的束缚。邓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１４８页）
我们过去总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划全等号。以为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行那种计划经济，也必须实行那种计划经济。这是和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误解相关联的。这种误解就是以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既然能够有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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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性，那就能够预先知道一切生产和经济活动应该如何正确进行的细节，并把它反映在计划中。
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人的高度自觉性主要表现为，在宏观上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科学地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在微观上预知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细节是不可能的。硬要制定这样的计划，并赋予它以支配一切的权力，这就必然成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在一切地方、一切社会集体、一切企业、一切经济和生产的单位，乃至一切参与经济生产活动的个人，都被要求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计划而行动的情况下，就只有国家中央的一个积极性，其他一切积极性都被扼杀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被扼杀了。
这很明显地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违反的。
邓充分看到计划经济的这种缺点，认为改革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说：“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
（２４页）他还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１３５页）。
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也看出苏联计划经济的缺点和错误，他当时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一个基本方针。
这一基本方针无疑是正确的。
如何实现这个方针呢？在后来的实践和理论中，毛越来越走到企图用政治的方法来实现这个方针。这样就有“以阶级斗争为纲”
，大搞群众运动这一套造成严重恶果的方法。
接受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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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教训，邓在改革一开始时，即在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１４０页）。
能够纠正计划经济的缺点的经济方法是什么呢？这种方法不可能是人们凭空设想出来的，而必须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探求。邓说：“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显然是指只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引者）
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解决？
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１７页）这段话里对计划经济采取分析态度，不是一笔抹煞，在指出它有某些优点的同时，从根本上指出它的缺点是经济搞得不活，即各种社会积极性被压抑。这个谈话是邓的文集中最早把市场问题提到极重要的地位，把经济搞得不活和市场运用得不好联系起来的文章之一。
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划全等号。以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实行市场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为几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而且西方的资产阶级舆论界、学术界也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排斥商品，排斥市场经济，实行在国家计划支配下的产品经济，被认为是为抵制资本主义影响必须采取的办法。
商品和市场在人类历史上有悠久的历史，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
但使商品覆盖到全社会，形成市场经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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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确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时期。
笼罩全社会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及其一切机制，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要在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总文明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就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其中包括生产技术、大生产制度，也不能不包括随大生产制度而出现的市场经济。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容纳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的传统观点一直拒绝市场经济，因此就造成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社会独有，它必然同私有化相伴随的误解。
还形成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间只能择其一的看法。
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传统观点，总的说来，都认为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这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设想，未来社会将把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且设想未来社会将不存在商品交换以外，主要还因为实行社会主义的主要国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这些主要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在革命以前，市场经济没有覆盖全社会，市场经济各种体制也不成熟。
在革命以后，依靠革命所燃起来的群众热情，运用国家的权力来统一调动，统一安排，再加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也不大，经济结构简单，所以计划经济能够取得相当大的成果。但是，革命燃起的热情如果不添上新的柴火是不能长期起作用的，社会经济情况也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经济结构日益复杂而发生变化，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就日益暴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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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对计划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承认和接受市场经济的优点，那就不仅造成经济上的萎缩，而且形成政治上的不安定。
我国从１９５６年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二十多年间，基本上是抱着排斥市场经济的观点实行计划经济的。
但事实证明，商品生产和市场是不能废除的。这二十多年的经验又表明，在承认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比较好。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曾极力想缩小商品生产的范围，例如，企图使农村人民公社变成自给自足的单位，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又例如，企图把工资制度改变为供给制度。
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做不到的，而且只是意味着倒退。
１９７８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