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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新时期中，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生活中都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增强市场机制的功能，不断地缩小国家计划，特别是指令性计划作用的范围。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无论在农村和城市中，各种社会积极性不断地更加充分发挥起来，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地更加充分发挥起来，市场机制在资源的合理配置中能够起基础作用也日益明显起来。总之，在计划经济下所没有能做到的许多事情，现在能实现了。固然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不免发生许多困难，但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打开。
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适当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并不因为建立市场经济而搞什么私有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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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经验说明，国家对于市场经济并不是毫无作为的。相反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用宏观调控来补救单纯依靠市场经济的缺点和弱点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摆脱了它本来所不胜任的在微观经济上安排一切经济活动的繁重任务，更能按照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按照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来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当然，国家也更能够办好那些必须集中国家力量来办的事。
邓小平同志根据所有这些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１４８页）。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
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２０３页）。
以上两段话是邓分别在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７年说的。
１９２年邓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又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３７３页）
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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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
１９４年３—４月作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４年６月１６、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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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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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整整１５０年前发生的鸦片战争。这次战争是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历史的标志。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在４１年前结束。
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段历史是值得回顾的。
１８４０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对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远涉重洋，向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
战争进行了两年（１９４０—１８４２年）
，在中外历史书上，它被称为鸦片战争。战争前，英国商人，也有美国商人参加，多年间不顾中国的清朝政府的禁令，不断地把大量的鸦片这种毒品运入中国，对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清朝政府严格禁止鸦片走私进口，并且对侵略军实行抵抗，无疑是站在正义方面的。
从中国方面说来，这是一次反鸦片的战争。但是，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朝政府不敢和不能坚持进行抵抗，终于在侵略者的炮口下屈服。
在战争发生前一年，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他没收英美商人私运进广州的两万多箱鸦片，把这些毒品全部在虎门当众销毁。他严格禁止鸦片，但仍主张保持正常的对外贸易。对于英国侵略军，他严密设防，积极抵抗。由于他反鸦片、反侵略的坚决立场，他既成为外国走私贩子及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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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的眼中钉，又在本国的官僚集团中遭到排挤，受到朝廷的谴责。他被罢官流放，但报国救民之心始终不渝。他在到广州前，虽然和当时的官员、知识分子一样，毫无世界形势的知识，但他迅速看出，对于西方来的侵入者应该认真对待。
他尽力收集有关西方国家的报道，是放开眼界看世界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林则徐不顾个人利害、为国为民的浩然正气，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英雄。在反鸦片战争中，部分官兵，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提督陈化成、浙江定海镇总兵葛云飞等誓死抵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广州三元里以及英军所到的其他地方的民众，面对侵略者的暴行自发地进行抗争。这些是以后一百年间一浪高过一浪的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发端。
英国政府倚仗炮舰政策，迫使清朝政府割地、赔款，签订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美国、法国立即跟踪而来，趁火打劫，威胁清朝政府订立类似的条约，即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这是对近代中国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按照这些条约，中国的进出口税率须得到外国的同意，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涉及外国人的民事刑事案件都由外国领事官审理，外国的兵船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港口，等等。这些条约还创立了各侵略国“利益均沾”的制度，即任何一国从中国取得某种权益，其他国家都能一体享受。这些条约使中国丧失了一个独立国家所必须拥有的主权。资本主义的英国、美国、法国当时在社会文明程度上固然高于封建主义的中国，但是他们利用清朝官员不了解国际事务，采取讹诈和欺骗的手段，攫取在中国的特权，而且是通过一次保护毒品贩子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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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西方的“文明”国家，以极不文明的手段，实行对中国的侵略，这是无可掩饰的历史事实。
南京条约有一个内容是“五口通商”。后来，在１８５８年及其以后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又增加了沿海和内地的其他许多通商口岸。如果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开放一些口岸同外国通商，那是正常的合理的事。但那时，不但中国的进出口税率实际上是由外国规定，而且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后，中国海关的官员全由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担任；不但外国商人和其他人在中国拥有超越中国法律的特权，而且在若干通商口岸还建立由外国直接管理的“租界”。在那样的情形下，开放通商口岸，其实是为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掠夺中国，以至在政治上控制中国打开通道。帝国主义各国以这些通商口岸为基地，把侵略势力扩展到广大内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奴役中国人民，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
鸦片战争后一百年间，中国遭到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和压迫，而且几次面临被列强“瓜分”或被某一强国独吞的的危险。帝国主义为了控制中国，利用和支持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势力。虽然近代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所以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但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不能发展壮大起来。这样，近代中国就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个贫穷、衰弱、落后，内部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社会进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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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历史。
鸦片战争已经表明，腐朽的反人民的中国统治势力的存在，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是最有利的。鸦片战争时的清朝政府虽然曾想抵抗侵略，但是容纳不了在自己内部产生的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它敌视人民甚于敌视外来的侵略者，因而侵略者能够如愿以偿。继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对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进行了多次侵略战争。特别是经过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的大举侵略，帝国主义列强使清朝政府成为它们的驯服工具，成为它们统治中国的代理人。清朝政府覆灭以后，在“民国”的招牌下相继出台的各派军阀官僚势力，都因为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而窃据统治地位。这些统治者虽然有时和这个、那个帝国主义发生矛盾，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不但在对外事务上，而且在国内重大事务上都是看外国主人的眼色办事，不敢违背帝国主义在华的根本利益。
这些统治者都是专制独裁、腐朽反动、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力量，不可能指望他们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完全独立。他们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帝国主义也通过他们来控制和宰割中国。
鸦片战争又表明，中国人民的抗争是和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开始的。帝国主义能够找到一些反动势力作为它们的工具，但是不可能熄灭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烈火。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没有能“瓜分”或独占中国，而且最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完全失败，就是因为它们遇到了中国人民坚持不懈、不断增强的抗争。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凡是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背弃中华民族利益的人，都为广大人民所不齿；这样的反动统治者，虽有帝国主义的扶持，也抵抗不了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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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都被一个接一个地扫到历史垃圾堆里去。
中国人民在进行抗争的长过程中，经历过多次的失败，从失败中取得经验教训，再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水平进行斗争。鸦片战争以后，在１９世纪后半期，为反对外来侵略和内部反动势力，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战争那样大规模的斗争，但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斗争都失败了。
１９世纪末年，开始发生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这种运动发展为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
这次革命达到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但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压力下还是失败了，并没有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不能独立地坚持民族民主革命，并为进行这个革命组织起足够强大的力量。因此，以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切企图都不能实现。为了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强大势力，必须发展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占中国人口中最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