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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采取所谓“门户开放”
、“保全中国”
、“利益均沾”
的政策。
它们在加给中国以几乎永难清偿的巨额“赔款”
（庚子赔款）后，共同维护这个已经完全接受它们控制的清朝政府，以便牢牢地把中国锁在半独立的，即半殖民地的镣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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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初步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渐渐在政治上分化为两个派别，即改良派和革命派（由于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又被称为立宪派）。
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是这两个派别共同的出发点。改良派在１８９８年发动戊戌维新，他们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要求皇帝实行“变法”
，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向进行某些政治改革。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达到救亡的目的。戊戌维新失败后，特别是经过１９００年的事变后，不少改良派分子转而倾向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派方面，以较早的通俗宣传家陈天华为例，他这样写道：“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因此他把清朝称作“洋人的朝廷”。
“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
（１９０３年的《猛回头》）
革命派要推翻帝国主义竭力加以维护的反动的封建政府，因此他们实际上站到了与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
在１９０３年以后仍然坚持改良派立场的梁启超，成为同革命派进行激烈论战的主角。他反对推翻清朝的革命，为此竭力申述满洲人入关做皇帝并不能叫作亡国（见《新民丛报》８６期，《中国不亡论》）。
他认为，亡国的危险来自外国帝国主义，而亡国的危险对于汉人和满人是一致的。他说：“中国亡，则无汉无满，而皆无所丽”
，“满汉相阋，其结果必至于召亡”
（《新民丛报》８５期，《杂答某报》第四节）。
梁启超的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他并没有能在论战中占上风，因为他避开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日益面临亡国的危险。革命派中虽然有人在谈到满汉关系时，表现出狭隘的民族情绪，但他们是反对清朝政府，而不是要“满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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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断言，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朝，才能救亡，才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取得独立。这种主张显然是符合实际的，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
第二，推翻清朝的革命又具有结束两千年来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意义。年青的革命家邹容在１９０３年所著《革命军》中，主张用革命推倒清朝统治以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孙中山在１９０６年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是一次“政治革命”
，其目的在于“颠覆君主政体”
，“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
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政治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年历史。在封建社会末期，虽然思想界开始出现怀疑君主政治的异端思想，但人们设想不出来用什么政治制度代替君主政治。为反抗封建统治而起来的农民，也不可能创建没有皇帝的民主制度。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开始为中国人所知道。
封建的卫道者认为这是“洋鬼子”的“无父无君”的邪道，新起来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许多知识界人士则从这里看到了最高的政治理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一致歌颂西方的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但是他们的态度又是不相同的。改良派认为，这种国家制度在中国还只是理想，不可能实现，中国只能实行所谓“君民共主”。因而他们要求清朝统治者实行君主立宪，或者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他们认为，通过革命来实行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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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只会引起大乱，以致造成亡国的危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坚决驳斥改良派的这些说法。他们把民主共和作为革命的直接目的。这样，他们就赋予推翻清朝的革命以民主革命的内容，并以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
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没有真正造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在中华民国的招牌下，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分裂、混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康有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以后若干年的国事完全证明他们的预言是正确的。
但是，革命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并不能证明革命是不必要的，不可取的。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斗争如同反帝的斗争一样，不可能不经过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没有能提出反封建的完整纲领，没有能在革命中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们毕竟是对于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君主专制政治，以及附着于君主专制政治的种种旧观念，进行了一次革命的冲击。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使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跨出了一大步，这是应该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
第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回顾辛亥革命说：“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
，那就是，“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
学习西方，发展新式工业，是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新风气。从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办工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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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还很少。在这时期的后半期间，私人投资于新式工业的逐渐增多。
这本来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好时机。
但是，这时期的工业受到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办洋务的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所经营的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的企业，虽然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对民族资本的发展不是起促进的作用，而是起阻滞的作用。让私人资本自由创办新式企业的要求，是针对封建政府、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而发出的。失败了的戊戌维新运动强烈地表达了这种要求。
经过１９００年的事变后，清朝形式上实行了奖励私人资本的政策，但不过是对投资的商人给以不同等级的官衔。私营企业在外国资本的排挤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仍然很难发展。这时外国资本已经深深侵入中国的工矿、交通各部门。指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坚持封建统治制度的清朝政府认真、有效地奖励保护私人工商业，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发展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但怎样才能发展资本主义呢？资产阶级改良派只是寄希望于封建国家的奖励，革命派则认为必须经过民主革命，才有可能“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辛亥革命没有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因此也就没有能实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
但是应该认为，革命派的这种观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它是总结在此以前中国工业发展经验达到的结论，也为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年的事实所证明。
本世纪３０年代，资产阶级学术界有人做过翻案文章，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中国的社会进步本来是可以在洋务派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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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完成的，只可惜他们的事业被打断了。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这不仅是倒退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而且比它更落后。按照这种观点，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继辛亥革命以后的人民革命也是不必要的。
第四，在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而进行革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已经日益尖锐化，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兴起。看到这种情形，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不在思想上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中有所反映。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把民生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他们以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既是“政治革命”
（即民主革命）
，同时又是“社会革命”。孙中山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这是说，中国既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发展“文明进步”
，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防止下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
孙中山当时所说的民生主义的含义是“平均地权”
、“土地国有”。
按照他所作的解释，是要由国家用低价收买地主的土地，使得地主不能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地价增涨而取得暴利。这种主张实际上只是尽可能减少或取消地主从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中分取的一部分，因而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平均地权，所涉及的主要只是城市土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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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也包括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在内，其性质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革的范畴，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
革命派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但主观上自以为能使广大劳动人民不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受苦。这是一种脱离历史实际的空想。这种空想既使他们更觉得有充分理由去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奋斗，又是模糊地表达了中国不应当完全跟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的一种想望。革命派不可能说出新路究竟怎样走，但是这种想望在当时要求革命的群众中是起了鼓舞作用的。在同盟会成立后一年，发生湘赣边界以会党组织为主要力量的起义。起义的檄文宣布自己的宗旨不仅在于推倒满清政府，“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
参与这次起义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把孙中山的思想带到了会党组织中，使这次起义具有了新的色彩。
为了说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还需要看一下辛亥革命和农民革命的关系，看一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关系。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反复地发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农民没有能力消灭封建制度而代之以更进步的社会制度，但农民是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