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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反复地发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农民没有能力消灭封建制度而代之以更进步的社会制度，但农民是封建社会中主要的乃至唯一的革命力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首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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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主要是农民。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表明了农民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革命理想、革命纲领和他们的政党组织，都表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些是中国社会过去没有的东西，然而是符合于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
同时，应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许多方面是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的。
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会及其以前成立的一些革命团体，总是一开始就考虑到实行武装起义，并着手联络江湖会党组织。
封建专制统治不容许任何民主政治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既要革命，就不能不接受农民革命传统的影响。例如，１９０４年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在湖南举行成立会时，黄兴发言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像“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那样从首都发难。他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黄兴等人立即同湖南的哥老会组织合作，共谋起义。
孙中山和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重视太平天国的斗争历史，惋惜于它的失败，并自认是它的继承人。对于义和团，革命派虽然一般采取否定的态度，但也有人赞扬它的斗争精神。陈天华批评义和团迷信邪术，不加区别地仇洋排外，“所以弄出天大的祸来”
，但仍认为“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他认为，应当把“野蛮排外”改而为“文明排外”
（见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和《警世钟》）。革命派认为，要革命，就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又认为必须由“中等社会”来教育和提携下等社会，才能不重蹈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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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战争失败的覆辙。
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领导农民群众，把自发的农民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这不能被指责为是错误。
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能真正起到这种领导作用。
农民革命的领袖，例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冯云山，在发动革命时，是生活在农民群众中，和农民群众一起斗争的。
和这种农民领袖不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同农民群众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因此，他们只能找到现成的江湖会党的头头，企图通过他们来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以游民成分为主体的江湖会党虽然有些是有革命性的，但也容易动摇，其组织是极其散漫的。按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加以改造，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没有能做到的。像太平天国那样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没有能做到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有这样的弱点，但是仍应该承认，资产阶级革命派是继承了农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武装斗争的传统，并且把斗争提高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觉的水平。
再说一下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关系。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出现早于革命派。改良派是最早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传入中国的人。比改良派出现更早的洋务官僚，接受洋枪、洋炮、机器，而拒绝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及其社会思想，他们维护封建制度，并在实际上满足于保持半殖民地的地位。
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是改良派的政治运动的顶峰。这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知识界、工商界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士绅中鼓动起爱国、救亡、追求新知识的热潮，在实际上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准备。戊戌后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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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改良派仍在社会上保有很大影响。
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
他致力于办刊物，写文章，以浅显通俗的文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歌颂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里的历史人物，鼓吹种种同封建传统相违背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强烈地感染了当时的青年。许多人是经过梁启超而趋向于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的。
革命派中的许多人本来是抱着改良派思想的（前面已经说过，不少改良派分子由于实际经验的教训而转向革命）。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曾经谋求同失败后逃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合作，但没有成功。
这两派终于彻底决裂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逐渐取代改良派思想，而成为先进知识界中的主导思想，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良派和革命派之所以分裂，当然是因为前者反对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他们之所以反对革命，根本上是因为害怕革命把下层社会的力量引发起来。改良派在戊戌维新时期已明确表明，他们是反对农民革命的。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特别引起他们的反感。梁启超说：“若行彼所谓民生主义，吾知其议会议员，必皆为家无担石，目不识丁者而已”。
“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
（《开明专制论》）。改良派在国内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和封建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上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梁启超对民生主义的攻击代表了这部分人的心声。
在１９１１年的武昌起义后，各省改良派即立宪派的头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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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迅速改变了态度，参加革命。他们参加革命并不真是因为赞成革命，而倒是因为害怕革命。他们看到清朝在革命冲击下崩溃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为了尽快地结束革命，防止革命由于下层群众的起来而烧成真正的烈焰，所以才参加革命的。
但是，同表示赞成革命的改良派和各种旧势力合作，却不能说是革命派的错误。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能真正发动广大群众，因而处于软弱的地位；他们也就不可能在和不可靠的同盟者合作中坚持自己的革命立场，并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
这种弱点终于使得革命不能不以向代表一切旧势力，又有帝国主义作后盾的袁世凯妥协来结束。
从以上所说这些，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第一，历来有许多西方的“中国学”者以为，辛亥革命并不反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只是一些醉心于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把和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民主共和强加于中国。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辛亥革命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植根于中国人民群众中的，它和农民的革命运动有一定的联系，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立即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些都足以驳斥这种说法。按照这种说法，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论好像更适合于中国。但是改良派的失败，改良派的先导地位不能不让位于革命派，而且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日益在政治上堕落，这些都足以证明推崇改良派而贬低革命派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近年来学术界又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五四运动前，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潮流是从“洋务运动”
（指封建官僚办工业）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种看法抹煞了农民革命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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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但事实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是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展过来的，又和改良派不同，接受了农民革命的传统。封建官僚的洋务派，撇开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动不论，专就经济上说，也是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的。
对于有历史进步作用的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办洋务的封建官僚并不是先驱者。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艰难中继续斗争，寻找出路。他终于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新的革命曙光，在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中找到中国革命新的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争取独立、民主和进步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总的说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第三个阶段是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不能隔断了来看。农民在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时所进行的反封建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自发的、低级的，甚至是表现为落后形式的。
只看这一个阶段，就会以为这种斗争只是无目的的、无效果的破坏。但是，没有这一阶段的革命，不会发展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倒了皇帝，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没有达到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国，使中国工业化的目的。只看这一阶段的革命，又会觉得资产阶级革命仍然是不结果实的花。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的革命，也不会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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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个胜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２８年间领导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从１８４０年以后一百年间连续进行、不断提高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其中就包括辛亥革命在内。
原载《红旗》１９８１年第１９期，１０月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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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在东京向日本朋友作的演讲
我想在这里谈谈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
辛亥革命发生在１９１１年。７０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中国最大的变化是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中国从一个受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享有完全的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国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能够用自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国家了。新中国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巩固地建立起来。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革命斗争所达到的结果，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只是这样说还不完全。到过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们，可以看到那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树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为这个纪念碑撰写的极其简练的碑文中，表达了对于从１８４０年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的敬意。这就是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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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民英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历次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