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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民英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历次斗争，就不会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也不会有１９４９年的胜利。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从不忘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许多革命先驱者的功绩。辛亥革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既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伟大的朋友。
在１９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那时，中国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独立自觉的阶级。辛亥革命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动的一次革命。
辛亥革命前１３年，１８９８年发生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运动。维新志士们要求清朝皇帝从上而下地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从而使中国富强起来，以挽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危亡局势。顽固的封建统治者拒绝他们的要求，使这个运动迅速地失败了。流亡出国的康有为、梁启超仍然保持原来的立场。在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兴起时，他们表示坚决反对，成为国内的和封建地主阶级联系较多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政治代表。他们这一派被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或君主立宪派（简称立宪派）。如果说，这一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话，那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左翼。
孙中山在１８９４年开始他的革命活动。
到了１９００年以后，他的革命主张在知识界和工商界中得到广泛的响应。１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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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革命派把在这以前成立的一些革命小团体联合组成同盟会这个革命政党。这里应该提一下，同盟会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它的主要骨干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是通过日本的书籍而学到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的。还不妨提一下，当时立宪派的主将梁启超也寓居日本。同盟会成立后，同立宪派进行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涉及中国是否应当进行一次革命，中国的出路究竟是什么等等重大问题。
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中都不能不提到这场论战。进行这场论战的主要刊物，即同盟会的《民报》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都是在日本出版的。
《民报》在日本出版了３年后，日本政府应清朝政府之请把它禁止。那时，在清朝统治下，不但革命派的书报遭到严禁，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书报也不能公开发行。通过这场论战，革命派以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在思想上战胜了立宪派。革命派成为当时最进步的思潮的代表。他们的主张吸引和激动了广大的群众。
同盟会成立后，不但进行广泛的宣传，而且立即在各地一次次地发动武装起义。
在经过多次失败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取得了成功。清朝政府的最后几年间，由于它极端腐朽的统治，还由于它彻底地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已经在人民中丧失了最后一点威信。从武昌起义开始的革命风暴，几个月间席卷全国。许多本来不赞成革命的立宪派士绅以至一些封建旧官僚看到革命势头不可抗拒，也决定脱离清朝这只破烂的船，而转向革命。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就在这一年覆灭了。
对于辛亥革命，外国的观察家和史学研究者有过种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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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看法，中国学术界也有过种种不同的看法。我想就以下三个问题略作说明。
第一，辛亥革命是不是一次革命？由于辛亥革命并没有使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改变，辛亥革命后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以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算不上一次革命。这样的看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不对的。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皇朝更迭，这些皇朝更迭不能称为革命。
但清朝覆灭的意义显然和以往许多皇朝的覆灭不同。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从此永远结束。这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所起的作用是决不能低估的。清皇朝既是封建政治势力的总代表，又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
打在清皇朝头上的革命大棒，也打到了它的主子的头上。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的压力下，抛弃了它们所支持的清朝政府，转而支持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来篡夺革命果实。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虽然能够驱使一个个腐朽反动的力量来充当它们的代理人，但是违反帝国主义的意愿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使中国的命运毕竟不能由帝国主义来支配。
辛亥革命第一次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观察家否认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看事情的缘故。在辛亥革命以前，１９世纪中期发生太平天国革命运动，１９世纪末又发生义和团运动。这两个运动都以农民为主体。中国的农民群众是反帝反封建的最广大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那时还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活，他们不可能为中国的前途指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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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们的斗争是自发性的，而且带有落后性。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在这点上是继承了农民革命的传统。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至发动了农民群众，虽然它并没有能最充分地把农民的力量发动起来。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它比单纯的农民革命显然具有较高的水平。它虽然没有得到完全的胜利，但是它为以后的人民革命打开了道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此，我们把辛亥革命看作近代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开端。
第二，辛亥革命是不是一次必要的革命？无论在外国和中国都曾有评论家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是一次革命，但并不是一次必要的革命，就是说，它不过是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而发生，并不是中国进步道路上必要的一次革命。
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当时如果不是由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族人做皇帝，革命就不会发生。这是很肤浅的看法。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在那时已经说，像清朝那样腐朽卖国的统治，即使是汉人做皇帝，也不能不发生革命。革命党人固然以“反满”为口号，但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反对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做皇帝，它具有更深刻得多的原因。外国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封建主义的落后统治，阻碍着中国民族的自由和进步，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个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又有一种看法是，民主共和是中国人民所不习惯的一种观念，辛亥革命只是某些醉心于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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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新观念强加于中国的结果。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民主共和的观念固然是在１９世纪后期才从西方渐渐传入中国，但这种观念如果不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不可能从少数先进分子迅速传播到广大人民中去。辛亥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虽然这个旗帜不断地为反动势力所糟踏，但它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战斗的旗帜。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和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他感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过于狭隘，提出了民权主义应当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样光辉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长期斗争，终于在１９４９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孙中山的这个光辉思想成为现实。
以为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必要的革命的人，实际上是认为，中国在２０世纪初年本来应该走君主立宪派的道路，而不应该走革命派的道路。这就是说，在那时，不应该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而应该企待这个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主化，这样中国就可以慢慢地实现工业化，无须遭受革命的“痛苦”。在本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学术界中，曾经出现过大体如此的议论。这虽说是评论历史，但也是企图证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同样是不必要的。现在来看，应当说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不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取得彻底胜利，就不可能有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也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都企求发展中国工商业，达到富强的目的。但是，按照立宪派的道路，中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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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中。革命派能够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取得压倒立宪派的优势，不是偶然的。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族继续遭受长期的苦难。这些苦难当然不是由革命造成的，而是因为革命面临强大的内外敌人，不可能迅速取得胜利的缘故。
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不能不通过一次次失败，总结经验，不断探索新的道路，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才取得胜利。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贬低革命派而推崇立宪派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辛亥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中外有些学者不承认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的革命，说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捏造出来的。
我在这里不可能就这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证。我想说的只是，对一次广大群众性的革命进行阶级分析，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发明。
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革命派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使用了“上等社会”
、“中等社会”
、“下等社会”这几个概念，实际上是接触到了革命中的阶级关系问题。他们说，“上等社会”已经极端腐败，不能指望他们；“下等社会”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向来是革命的力量，却只能起破坏作用。因此他们认为，现在的革命必须由“中等社会”主持，而又要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他们所说的“上等社会”
，就是指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统治者。所谓“下等社会”
，是指农民群众。所谓“中等社会”
，大体上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这种不十分确切的概念，表达了民主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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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正在起来充当革命的领导者这个客观事实。他们很明确地以法国、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自己的榜样。
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革命，这丝毫没有贬低辛亥革命的意义。当时，在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