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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６页）。这所谓新旧是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文称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态度来区分的。
“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
，“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
（第１２４、１２５页）。为什么大中地主中多数是“半新”的呢？
“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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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３１
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
（第１２５页）至于“全旧的”
，那“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
（第１２５页）。
新旧的不同也有是因年龄的不同而形成的。
至于寻乌的小地主，他们在地主总数中占８０％。他们是无权的（在寻乌，“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中做小生意的多，派子弟进学堂的也多。他们一般地能够接受资本主义文化。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即从原来的大中地主分拆开来成为小地主而又在经济上破落下来（靠卖地、靠借债才能维持生活）的那一部分，不但接受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思想，而且能够进一步参加革命，“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
（第１２８页）。
以上所说的对地主阶级的分析虽然是寻乌一地的材料，当然会带有地方的特点，但是这些分析的基本点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
中国的地主阶级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后，遇到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可能不发生分化，这种分化从１９世纪末年、２０世纪初年已经开始了。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队伍虽然不大，但能够得到地主阶级中一部分力量的声援。这种声援除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外，对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起了什么影响，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也吸引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出身于破落的小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事实。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时是不能不注意地主阶级中的各个阶层的动态的。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３０年作寻乌调查，主要是为了研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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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商业问题。
寻乌位于江西省的东南端，接近闽粤二省，它是江西的赣州、于都、安远、会昌等地通往广东的东江地区（兴宁、梅县直到惠州）的门户。
“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
，后来“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
（第５７页）
，寻乌的商业就一天天衰落了。在这个调查材料中所说的寻乌城只有２７００人口，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逢一、四、七圩期才热闹几小时。
商人在这个城市中人数很少，经济力量很弱，政治上毫无权力，只能居于地主阶级的帮手地位。毛泽东同志当时只可能以这样一个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小城市为调查研究对象。不过这是个“受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
（第５７页）。
这个调查材料颇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在农村经济市场衰败，土货市场为“洋货”
市场所代替的情况下的内地小城市的灰暗的命运。
对社会历史研究者说来这里是有不少有趣的具体材料的。例如寻乌城内的２７００人中，“娼妓是３０余家，３０几个妓女，却养活１６２人”。又有“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
，为数达２７０人（第１００页）。这两种人合计为全城人口的１６％，而这个城市的手工业者（２７９人）
和商人（１３５人）
人数加起来大致与此相等，也约占１６％。
失业群众之多和商业手工业之衰败都很可惊。这难道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一个缩影么？
毛泽东同志所调查的这些地方都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除长冈乡、才溪乡“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外，其余“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在寻乌的北半县，１９２９年农民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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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下的抗租斗争已经得到胜利，建立了革命政权，并且分了田。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同志到寻乌调查，这时，农民革命势力占领县城还不到一个月，但南半县也已分了田。
在革命风暴掀起的时候，农村中各个属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各个居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具有不同经历的人，对待革命的态度立即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作者进行这些调查也正是为了研究土地革命中的种种问题，包括分配土地以及山林、池塘等的方法，对待各阶级、阶层的政策，以至建立和健全革命政权的方法，等等。他指出，１９２８年以前在土地问题上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井冈山，１９２９年４月在兴国制定的两个《土地法》，都有原则性的错误（这两个《土地法》均收入本文集中）
，以后才通过实践改正了这些错误。反映了土地革命初期的经验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的这些材料，不但对研究土地革命的历史是有用的，而且对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历史也有参考价值。初期的土地革命曾遇到许多问题，例如，“分田无论如何要分几次。头一次总是富农瞒好田，不能将田分别上中下三等调查好。头一次总是富农中农领导，贫农没有权”
（第２７６页）。
又例如，兴国初建立的农村政权有“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
、“强奸民意”这些坏事，对此毛泽东说：“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分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
（第２４６页）。像这类的问题，也是以往的农民革命所不能不遇见而且不可能解决的，即使他们已经提出了平分土地和建立乡村新政权的任务，例如太平天国。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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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关于农村调查》（１９４１年的一个讲话记录）
中说：他在１９２０年看了几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第２２页）。这里所说的“只取了它四个字”
，其实是形象地说明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没有这种指导是不行的，不在这种指导下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行的。研究从哪里开始？就是要从了解实际情况，从调查开始。
毛泽东１９３０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第２页）这几句话，极其通俗而又精确地表达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如果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那就或者只是背诵书本上的公式，或者只是把在过去的条件下曾经适用于某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当成永远不变的办法，或者简直只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无知妄说”。总之，都不能得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而只能使实践走到歪路上去。在这点上，我们党几十年来是既有正面的经验，又有反面的教训。
毛泽东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依据的思想路线，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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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人们必须注意了解新的社会情况，了解群众实践中的新经验，研究如何解决实际生活提出来的新问题，这样才能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
当人们的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的时候，或者当客观情况发生着大变化的时候，着重提出这一点当然显得特别重要。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
，以为有了某个“本本”就能“保障了永久的胜利”
，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他说：“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
（第８页）这里所说的保守路线就是指那种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的事物、新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情形。因此，必须用具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的实际生活来克服这种保守路线，基本办法就是提倡调查研究。
当然，毛泽东在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遇到的社会变化和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化，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那时是在封建的土地关系统治下的农村阶级斗争激烈展开的时候，现在是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毛泽东的下列的话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第８页）。
在这本调查文集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调查研究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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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采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即是对社会的各部分进行仔细的分析，然后才能加以综合，认识其总体。他的农村调查研究是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的。在阶级社会中，当然要特别重视阶级分析。现在我国社会已经是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国现在社会中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在这个范围内，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必要的。对于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也必须进行分析，以求得细致的了解。例如，有的同志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中的居民分别为以务农为主、以务副为主、以务工为主的几种人，这种分析的观察显然是有意义的。所以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仍然是在调查研究中所应该采用的方法。对于现在作社会调查的同志来说，这本调查文集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可供借鉴的。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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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
六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