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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先破后立”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合理的，“破中有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以为只要做了破的工作，就自然而然能立；如果立的工作遇到困难，就以为一定是由于破得还不够；如果在应该以立为主的时候，还是破字当头，那都是错误的。
１９４９年以后，虽然继续有反封建的任务，但是历史条件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必须采用不同于前３０年的方法。
这种不同，概括说来，就是再不能破字当头，而必须以立为主。
在封建、半封建的统治势力和经济制度崩溃瓦解以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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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新的生活中有了许多新的观念。但是，与新的生活不相适应的封建旧思想、旧事物，在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以至社会政治关系中不会自然地完全消除，有许多成为习惯势力而继续保持着。虽然这样，仍应该承认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完成了。因为消除残余的旧思想、旧观念，本来不是靠革命斗争所能完成的。可以用革命的风暴推翻旧的统治势力、旧的经济制度，但不可以用革命风暴来对待千百万人中的习惯势力。
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为建设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扫清了道路，只有随着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才能消除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
１９４９年建立的新中国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是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大量的个体经济及与之相联系着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是经济落后的表现。
不消除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这种细菌不但不能消灭，而且还会滋长。
对千百万个体小生产者，当然不能像推翻封建经济势力那样地摧毁他们。要消除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状况，只能靠长期的建设工作。
５０年代，实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但这里说的革命不是１９４９年前的革命那样的含义。
建立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来代替个体经济，这个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当时在这方面有做得过于粗糙的缺点，而稍后又为错误的倾向所支配，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效果。在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国家大力发展工业，这当然也是基本上正确的。
从１９４９年起的三年恢复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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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使中国初步改变了建国开始时的落后状态，当然还远不是已经摆脱了这种状态。
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１９５７年起开始陷入“左”倾错误。
虽然以后有若干年（１９６２—１９６）使错误有所约束，建设事业仍有很大进步，但总的说来，错误继续发展，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左”倾错误的发生、滋长，和封建残余影响是有关系的。
“文化大革命”
的大破坏为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畸形生长提供了最适合的温床。但是，如果把这２０年（１９５７—１９７６）
的错误的产生全部归因于封建主义的影响，那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２０年的“左”倾错误的产生，来自因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紧迫感而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倾向；来自错误地搬用民主革命中的经验（一切依靠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
；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的教条化的理解；来自不了解社会主义应该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留下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遗产”
，并且持续地、过久地、一概抹煞地进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这是重复了五四时期的形式主义思想方法的错误）
；来自对社会主义目标的乌托邦化（人民公社实际上取消商品经济，实行自给自足，这并不为已经摆脱封建束缚的农民群众所接受，而是旧时代农民的反封建传统和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概念糅合而成）
；来自在经济工作上（也影响国家其他工作）的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而这又是由于用国家的力量集中资金曾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虽然都可以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中找到根源，但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影响（例如，不能把过分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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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集权看成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沿袭）。
因为经济文化落后，所以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只是处于它的初级阶段，对这点那时是不了解的，甚至有过那样的想法，似乎因为落后，社会主义反而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
“文化大革命”能“左”倾的错误发展到顶点，也充分暴露了“左”倾错误的恶果。社会主义走向反面。好像是为了达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最“纯洁”的状况，实际上造成了大混乱。个人崇拜、个人神化（这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遗留下来的现象）达到登峰造极，甚至表现为宗教的形式。以为由“天下大乱”
（也就是破字当头）可以达到“天下大治”
，实际上是大乱不已，去大治越来越远。
“文革”前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新经济、新政治固然还不完善，还须改进，但是用“大民主”
的风暴来冲击，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遭到严重破坏，结果反而使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大泛滥，使林彪、“四人帮”获得肆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机会。
这２０年的错误既然不能使中国从经济文化的落后中摆脱出来，封建主义残余也就不是减弱，反而增强。这是事实。
为了克服“左”倾错误，避免重犯，必须认真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如果把一切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作祟，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反对封建主义，就能避免错误，使中国社会走向进步，这不但过于简单，而且实际上会导致重犯破字当头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教训之一恰恰是，在应该主要是从事建设任务的时候，却以为破是一切，只要破了就会有一切，其实是造成丧失一切的危险。
把被认为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扫荡干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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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用破字当头来对待也是错误的。这是另一问题，这里只能附带提一下。
“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痛定思痛，感到封建的遗毒仍然如此严重，不可小觑，它甚至侵入党的肌体，败坏党的面貌。因此有人甚至以为，封建主义不是历史的遗毒，而仍是现实的统治势力，必须重新开始反封建的斗争。但这种看法不是对于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得出的正确判断。
应该如实地把封建主义看成历史留下的遗毒。
这样看，并不是看低了封建主义的危害性，而是说明在什么具体条件下用什么方法来克服它。
“文化大革命”
中的封建法西斯一时猖狂，是利用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的错误。这种错误和长期历史遗留的影响有关，和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又有复杂的主观原因。由于犯错误，社会主义建设进展得很慢，没有能用社会化大生产来代替广泛存在着的落后的小生产；没有充分地健全地发扬民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因此小生产习惯势力、官僚主义习惯势力、人治主义、等级制度的落后观念等等仍然纠缠着我们。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可以一举而粉碎，因为它没有社会基础。但是，渗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封建性的习惯势力，不可能用一个运动，在一个早晨扫除掉。当然也不能靠反封建来保证我们不再犯错误。
因此，只有充分地接受过去的犯错误的教训，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正途，在各方面健康地向前发展，至少不再犯大错误，这才能使旧时代坏传统的影响以及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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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抵触的习惯势力逐步削弱，以至消除。——这就是以立为主，立中有破。
从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就是这样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如实地承认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总路线的基本精神。
这是一条以立为主的路线。改革固然是要破除僵化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上层建筑和思想，但改革不是简单的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什么我们不在一个早晨破坏旧体制呢？因为那样做并不能保证新体制的建立，而只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我们只能在新旧经济体制并存的过渡局面下，逐步建立和健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最终克服旧体制。
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教育救国论、工业救国论在革命时代是不可取的，但现在却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前述梁启超那种以偏激的言论来鼓动群众的宣传策略，在他那个时代可以理解，但现在绝不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言论界所采纳。
在立中是有破的。拿这里所说的反封建的问题来说，我们确是有破除封建主义在思想、政治以至经济生活上的影响的任务。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教育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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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这才能从根本上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破要以立为基础。
改革和建设并不是轻易的事情。在前进中会遇到许多实际的困难，也会遇到各种错误思想的扰乱。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立为基础来克服各种困难，克服各种错误，不能重犯破字当头那种根本性的错误。当然，依法制裁各种非法的行为是必要的，这正是加强法制的要求。在从高度集中的主要靠行政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正在发展中而尚未完善、健全的情况下，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上出现各种新的矛盾。在许多矛盾中，可以看到封建残余的阴影。必须认真地解决这些矛盾。正因此，就更须注意，不要因为急躁情绪而动摇了以立为基础的基本方针。
所以结论是：“五四”以后７０年，在整个社会政治形势上，也在反封建斗争的形势上，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截然不同。
在后４０年，已不再存在居于现实的统治地位的封建势力。
现在（以至在现代化事业完成以前的时期间）我们还必须面临某些反封建的任务，这说明中国封建主义长期历史留下的影响异常深厚，这种影响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以前是还会存在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