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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1979-194)-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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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民国三年(1914年)

    ,孙中山云:“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以来即伏阴毒。分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将吾党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负责任。

    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

    (中华革命党《第四号通知》)。

    民国四年(1915年)

    ,陈其美致黄兴书痛切陈述改组后“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云云(陈其美此信在孙中山《心理建设》第六章中列为附录)。

    反袁的赣宁之役(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此时,北京议会中之国民党人宣称赣宁之役系孙、黄个人行动,“与本党无涉”。黄兴以及在国外组成欧事研究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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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963

    国民党人,又与孙中山政见不合。国民党陷于瓦解。孙中山乃发奋重建中华革命党。新建之党虽以继续革命,坚决反袁为宗旨,但其组织方法和纲领均不足以团结一切革命分子,联系人民群众。因而在民国五年(1916年)反袁战争(所谓护国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中华革命党,而是原来依附于袁世凯的进步党人。袁世凯既死,以梁启超为首之进步党人结束护国之役,转而依附段祺瑞。中华革命党无法继续存在,遂恢复国民党之名称,继又改称中国国民党。民国六年(1917年)

    ,孙中山始在广东依托于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之实力,进行护法运动。陆、唐初不过利用护法运动,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孙中山不能与他们合作下去,愤然于民国七年(1918年)离开广东。民国九年(1920年)又以陈炯明之力重回广东。陈为国民党人,且曾标榜社会主义,但他所走的仍是地方军阀老路。民国十一年(1922年)

    ,陈叛乱,护法运动不得不宣告失败。

    陈独秀于民国六年(1917年)评论进步党与国民党云:“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唯愚评论进步党也,急切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玷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成功。”

    (《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其言良是。孙中山及其同志虽亦思利用军阀的力量,但宁失败而终不与军阀同流合污,这自然是他们的荣誉。

    护法运动之无成效,固由于北洋军阀得帝国主义支持,穷兵黩武,其势甚强,然运动本身有其弱点亦不可讳言。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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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胡绳文集

    元约法屡遭北洋军阀任意废弃,已黯然无光;民元国会之成员泰半为官僚政客,其存其没,殆为世人所不重视。革命党人致力于恢复民元约法,重开民元国会之护法运动,远不足以一新国人之耳目。护法运动既无广大群众之支持,遂不得不借助于地方军阀实力,而军阀又终不可恃。以是,革命党人陷于无以自拔之困境。

    于此尤可注意的是,自中华革命党取消之后,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几年间,几乎可说是在若有若无,若存若亡之际。邹鲁云:“洪宪告终,袁世凯死,曾通令海内外各支分部、交通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邹著《中国国民党史稿》卷一,390页)。但此时,既无国民党之章程、纲领,亦未见矫正民元国民党流毒之任何作为。

    邹鲁又云:“民国八年十月十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同上,287页)。

    盖以此时才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三十二条。

    次年十一月,又颁布“本党总章”

    ,继又修改规约为三十条。在总章与规约中属于政治纲领性质的规定极为简单,组织方面的规定则较繁。邹鲁云:“时北方为徐世昌所盘踞,南方亦为陆荣廷所占有。故党务不能在国内公开,进行者唯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

    (同上,291页)。

    其时,国民党在上海设一总部,民十年(1921年)孙中山重到广州后,成立一广州特设办事处。规约中规定每年开一次大会(意为全国代表大会)

    ,但此种大会在民十三年(1924年)

    前从未举行。直至民十二年(1923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始发表一宣言。

    当时国内党员为数不少。

    邹鲁云:“但组织缺乏,不特党员之行为言论纯任自由,甚至一经入党,住居何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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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何业,亦莫之悉。故名有数十万党员,实则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不肖者或挂名投机,或自由进退。组织不全,因而训练不能周到,故有党员不明党义,遑言政策“

    (同上,315页)。

    此时,国民党的思想落后于形势,亦不容讳言。孙中山于民九年(1920年)一月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书,颇重视五四运动后革命思想之潮流,其言曰:“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国民党至少是未起带头作用。

    民八年(1919年)

    孙中山先后令戴季陶、沈玄庐等办《星期评论》,又令戴及胡汉民等办《建设》杂志。

    此二刊物虽起相当影响,但其立论往往左支右绌,殊少建树,均于发刊一年后自行停止。

    由于国民党曾为辛亥革命之中枢,又由于孙中山及其同志不与军阀势力妥协,坚持斗争,国民党仍不失为中国政治中之重要进步力量。然至民十一年(1922年)顷,国民党匪特步履维艰,亦且进退失据。为重新开辟前进途径,势不能不改弦更张。

    就在此时,孙中山先后与共产国际代表、苏俄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渐次确定接受苏俄授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国民党改组的方针,并排除一切阻难,坚毅不拔,实行这些方针。

    今日国民党人对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孙中山主持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或有不同的见解。但经此次改组,才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顺应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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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胡绳文集

    之需要,发布一自有国民党以来最完备之宣言,且予三民主义以新的解释,由此而为国民党注入新的活力,由此才彻底结束辛亥以后十年间日益陷于困境之局面。

    历史事实如此,殆难否认。

    孙中山不幸于北上之际逝世。

    在孙中山逝世前后,两广统一,黄埔军校成立,工农运动兴起,国民党组织普及于全国各地,以至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此数年间,国民党面貌一新,生机勃勃,与前此之十年迥然不同,兼均十二年至十三年(1923—1924年)孙中山领导下改组之结果也。

    三

    论者有谓,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至二十五年(1936年)

    ,为国民党之黄金时代。就国民党史而言,这样说不为无故。从兴中会成立算起,历三十余年,国民党始取得全国政权,取得政权后之十年宁不可贵?

    但历史学者不能不据实而言,此“黄金十年”实为无穷阴影所覆盖。

    以言统一,此十年间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内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且导致大规模内战。

    以言经济,很难说这十年有多大成绩。

    于兹不能详论,惟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中国银行学会编印之《民国经济史》(论文集,朱斯煌主编)

    ,略述数事。

    此论文集中,有洪文里作文论述“我国工业制品之自给率”。

    其言曰:“过去轻工业虽较发达,而重工业绝少进步,未能平均发展”。

    其文引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之中国》中关于我国工业制品自给率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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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除丝织品、植物油、火柴、烟草、小麦粉、灰泥土制品及陶制品等外,其他工业制品均不能自给。不足以自给之工业品,举数例如下:棉纺织品79(即自给率为百分之七十九,下同)

    ,砂糖40。

    4,玻璃制品53,纸类38,毛及毛织品27。

    6,染料7。

    4,石油汽油0。

    2,铁钢5,机械23。

    5,车辆16。

    5。由此可见,所谓较发达之轻工业,诸多重要产品亦不能自给也。

    骆清华之文述历年轻工业之动态云,华商纱锭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有二百二十二万一千锭,而二十五年(1936年)为二百五十五万三千锭,比十一年仅增百分之十五。外商在华纱锭在二十五年已增至二百三十五万六千锭,其中日商占二百十三万五千锭。至于织布机方面,骆氏云:“其命运与棉纱业几相依为命”。

    十四年(1925年)

    全国织机二万七千三百七十六台,其中华商者二万零一百七十一台(百分之七十三点七)

    ,日商者七千二百零五台(百分之二十六点三)。

    抗战前夕,据估计二十五年(1936年)时,织机总数增至五万八千四百三十九台,而华商所占比例竟大为降低,仅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九,计二万五千五百零三台,日商所占比例剧增达百分之五十一点二,计二万八千九百十五台,另有英商四千零二十一台,占百分之六点九云。

    以上转述材料远不足以表明当时民族工商业之凋敝。至于农村之破产,灾荒之频仍,民有饥色,路有饿殍,流离失所,辗转沟壑者数以百万计,游民乞丐充斥城镇,虽中产阶层亦有民不聊生之叹。凡此种种,莫非实况。对外,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沈阳北大营枪声一响,瞬间东北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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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华北告急,将帅束手,阁臣仰屋,益使十年中之后五年黯然失色。

    笔者以为,国民党于全国执政后之黄金时代,似非其最初十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之十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从不抵抗转而主张“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全国抗战由此而兴,民族危亡局面由此而得转机,国民党之威望亦由此而大增。谓为黄金时代之开始,岂不更为恰当?回顾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确有与民更新之气象。民主稍见开放,群众运动稍得开展,国民党与共产党由内战对立转而为团结抗日,国民党内部之团结一致殆亦前所未有(汪精卫一派投敌可置不论)。

    团结抗日之格局既定,虽历尽波折,而百转千回,终能维持到底。在国民党当政期间,中华民族取得百余年来第一次抗御外国侵略之完全胜利,帝国主义加于中华民族之一切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湔雪,数代志士仁人所企望之民族独立亦从此得以实现。

    所惜者,国民党未能善用此黄金时代。

    在抗日战争期间,未能充分实现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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