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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
，孙中山云：“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以来即伏阴毒。分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将吾党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负责任。
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
（中华革命党《第四号通知》）。
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
，陈其美致黄兴书痛切陈述改组后“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云云（陈其美此信在孙中山《心理建设》第六章中列为附录）。
反袁的赣宁之役（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此时，北京议会中之国民党人宣称赣宁之役系孙、黄个人行动，“与本党无涉”。黄兴以及在国外组成欧事研究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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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又与孙中山政见不合。国民党陷于瓦解。孙中山乃发奋重建中华革命党。新建之党虽以继续革命，坚决反袁为宗旨，但其组织方法和纲领均不足以团结一切革命分子，联系人民群众。因而在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反袁战争（所谓护国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中华革命党，而是原来依附于袁世凯的进步党人。袁世凯既死，以梁启超为首之进步党人结束护国之役，转而依附段祺瑞。中华革命党无法继续存在，遂恢复国民党之名称，继又改称中国国民党。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
，孙中山始在广东依托于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之实力，进行护法运动。陆、唐初不过利用护法运动，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孙中山不能与他们合作下去，愤然于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离开广东。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又以陈炯明之力重回广东。陈为国民党人，且曾标榜社会主义，但他所走的仍是地方军阀老路。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
，陈叛乱，护法运动不得不宣告失败。
陈独秀于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评论进步党与国民党云：“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唯愚评论进步党也，急切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玷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成功。”
（《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其言良是。孙中山及其同志虽亦思利用军阀的力量，但宁失败而终不与军阀同流合污，这自然是他们的荣誉。
护法运动之无成效，固由于北洋军阀得帝国主义支持，穷兵黩武，其势甚强，然运动本身有其弱点亦不可讳言。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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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约法屡遭北洋军阀任意废弃，已黯然无光；民元国会之成员泰半为官僚政客，其存其没，殆为世人所不重视。革命党人致力于恢复民元约法，重开民元国会之护法运动，远不足以一新国人之耳目。护法运动既无广大群众之支持，遂不得不借助于地方军阀实力，而军阀又终不可恃。以是，革命党人陷于无以自拔之困境。
于此尤可注意的是，自中华革命党取消之后，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几年间，几乎可说是在若有若无，若存若亡之际。邹鲁云：“洪宪告终，袁世凯死，曾通令海内外各支分部、交通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邹著《中国国民党史稿》卷一，３９０页）。但此时，既无国民党之章程、纲领，亦未见矫正民元国民党流毒之任何作为。
邹鲁又云：“民国八年十月十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同上，２８７页）。
盖以此时才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三十二条。
次年十一月，又颁布“本党总章”
，继又修改规约为三十条。在总章与规约中属于政治纲领性质的规定极为简单，组织方面的规定则较繁。邹鲁云：“时北方为徐世昌所盘踞，南方亦为陆荣廷所占有。故党务不能在国内公开，进行者唯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
（同上，２９１页）。
其时，国民党在上海设一总部，民十年（１９２１年）孙中山重到广州后，成立一广州特设办事处。规约中规定每年开一次大会（意为全国代表大会）
，但此种大会在民十三年（１９２４年）
前从未举行。直至民十二年（１９２３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始发表一宣言。
当时国内党员为数不少。
邹鲁云：“但组织缺乏，不特党员之行为言论纯任自由，甚至一经入党，住居何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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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何业，亦莫之悉。故名有数十万党员，实则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不肖者或挂名投机，或自由进退。组织不全，因而训练不能周到，故有党员不明党义，遑言政策“
（同上，３１５页）。
此时，国民党的思想落后于形势，亦不容讳言。孙中山于民九年（１９２０年）一月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书，颇重视五四运动后革命思想之潮流，其言曰：“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国民党至少是未起带头作用。
民八年（１９１９年）
孙中山先后令戴季陶、沈玄庐等办《星期评论》，又令戴及胡汉民等办《建设》杂志。
此二刊物虽起相当影响，但其立论往往左支右绌，殊少建树，均于发刊一年后自行停止。
由于国民党曾为辛亥革命之中枢，又由于孙中山及其同志不与军阀势力妥协，坚持斗争，国民党仍不失为中国政治中之重要进步力量。然至民十一年（１９２２年）顷，国民党匪特步履维艰，亦且进退失据。为重新开辟前进途径，势不能不改弦更张。
就在此时，孙中山先后与共产国际代表、苏俄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渐次确定接受苏俄授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国民党改组的方针，并排除一切阻难，坚毅不拔，实行这些方针。
今日国民党人对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在孙中山主持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或有不同的见解。但经此次改组，才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顺应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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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要，发布一自有国民党以来最完备之宣言，且予三民主义以新的解释，由此而为国民党注入新的活力，由此才彻底结束辛亥以后十年间日益陷于困境之局面。
历史事实如此，殆难否认。
孙中山不幸于北上之际逝世。
在孙中山逝世前后，两广统一，黄埔军校成立，工农运动兴起，国民党组织普及于全国各地，以至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此数年间，国民党面貌一新，生机勃勃，与前此之十年迥然不同，兼均十二年至十三年（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孙中山领导下改组之结果也。
三
论者有谓，自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至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
，为国民党之黄金时代。就国民党史而言，这样说不为无故。从兴中会成立算起，历三十余年，国民党始取得全国政权，取得政权后之十年宁不可贵？
但历史学者不能不据实而言，此“黄金十年”实为无穷阴影所覆盖。
以言统一，此十年间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内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且导致大规模内战。
以言经济，很难说这十年有多大成绩。
于兹不能详论，惟据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中国银行学会编印之《民国经济史》（论文集，朱斯煌主编）
，略述数事。
此论文集中，有洪文里作文论述“我国工业制品之自给率”。
其言曰：“过去轻工业虽较发达，而重工业绝少进步，未能平均发展”。
其文引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之中国》中关于我国工业制品自给率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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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除丝织品、植物油、火柴、烟草、小麦粉、灰泥土制品及陶制品等外，其他工业制品均不能自给。不足以自给之工业品，举数例如下：棉纺织品７９（即自给率为百分之七十九，下同）
，砂糖４０。
４，玻璃制品５３，纸类３８，毛及毛织品２７。
６，染料７。
４，石油汽油０。
２，铁钢５，机械２３。
５，车辆１６。
５。由此可见，所谓较发达之轻工业，诸多重要产品亦不能自给也。
骆清华之文述历年轻工业之动态云，华商纱锭在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有二百二十二万一千锭，而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为二百五十五万三千锭，比十一年仅增百分之十五。外商在华纱锭在二十五年已增至二百三十五万六千锭，其中日商占二百十三万五千锭。至于织布机方面，骆氏云：“其命运与棉纱业几相依为命”。
十四年（１９２５年）
全国织机二万七千三百七十六台，其中华商者二万零一百七十一台（百分之七十三点七）
，日商者七千二百零五台（百分之二十六点三）。
抗战前夕，据估计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时，织机总数增至五万八千四百三十九台，而华商所占比例竟大为降低，仅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九，计二万五千五百零三台，日商所占比例剧增达百分之五十一点二，计二万八千九百十五台，另有英商四千零二十一台，占百分之六点九云。
以上转述材料远不足以表明当时民族工商业之凋敝。至于农村之破产，灾荒之频仍，民有饥色，路有饿殍，流离失所，辗转沟壑者数以百万计，游民乞丐充斥城镇，虽中产阶层亦有民不聊生之叹。凡此种种，莫非实况。对外，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沈阳北大营枪声一响，瞬间东北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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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华北告急，将帅束手，阁臣仰屋，益使十年中之后五年黯然失色。
笔者以为，国民党于全国执政后之黄金时代，似非其最初十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之十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从不抵抗转而主张“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全国抗战由此而兴，民族危亡局面由此而得转机，国民党之威望亦由此而大增。谓为黄金时代之开始，岂不更为恰当？回顾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确有与民更新之气象。民主稍见开放，群众运动稍得开展，国民党与共产党由内战对立转而为团结抗日，国民党内部之团结一致殆亦前所未有（汪精卫一派投敌可置不论）。
团结抗日之格局既定，虽历尽波折，而百转千回，终能维持到底。在国民党当政期间，中华民族取得百余年来第一次抗御外国侵略之完全胜利，帝国主义加于中华民族之一切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湔雪，数代志士仁人所企望之民族独立亦从此得以实现。
所惜者，国民党未能善用此黄金时代。
在抗日战争期间，未能充分实现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