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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打算讲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种种具体问题，只就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两种倾向谈一下看法。
一种倾向认为，这样的改革不行，中国需要的是“补资本主义的课”
，或者说，实行全盘私有化，也就是重新走资本主义的路。知识界中抱这种主张的人只是极少数，但改革遇到困难时，这种看法就以各种形式较多地表现出来。
这种看法的主要根据是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在中国旧社会中，并不是没有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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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起来，因而没有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３０年的生命，重新走资本主义的路既不可能，更不能为工人、农民、知识界的多数人所接受。
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前身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是必须重视的。
在过去“左”倾指导思想下，既没有重视这一历史事实，甚至还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但不因此而更困难，反而似乎容易一些，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纠正了这种错误看法后，我们肯定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自己的特点。
改革十年来，从实际出发，至少明确了以下两点：一、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不能用国有制——全民所有制囊括一切。
１９８８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制经济占６４％（１９７８年是８０。
８％）
，集体所有制经济占３２。
６％（１９７８年是１９。
２％）
，其余３。
４％是在十年中出现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等。事实证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并不妨碍公有制为主体。
二、中国不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但必须补商品经济这一课。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是“左”倾指导思想下的一种错误观念。改革十年来，我们逐步把商品经济引入原来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村，逐步改变企业依附国家，带有垄断性，因而缺乏活力的状态，使企业作为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经受市场的考验。除了扩大农村商品市场和工业消费品市场外，开始形成生产资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不再是以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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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手段为主，逐渐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通过市场而实行的间接调控。改革前我们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市场机制极不完善，而如何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结合起来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是不小的。但是事实证明，为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就必须学会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我们称之为：过商品经济关。当前所要进行的调整，不是在改革中退缩，而正是为了过好商品经济关。
在改革中出现的另一种倾向认为，一切困难和矛盾都是由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机制，放弃依靠行政手段的高度集中的体制而来。因此不如还是回到老路上去。这种倾向并不明确表现为许多人的主张。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缺乏为之付出必要的代价的准备，并且在改革的近期实惠预期值过高的情况下，一遇到困难和曲折，这种倾向就会若隐若现地浮出来。
改革，就其对全社会的深刻影响来说，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但它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革命，不可能在一个早晨把旧的经济体制粉碎掉。许多矛盾和困难是由于新旧体制暂时并存的局面而来，有些则是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中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逐步使新体制健全地成长起来，最终代替旧体制。
回到老路上去，不可能为多数人认为是一种好的选择，而且实践已经证明此路不通。改革的道路是总结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以来（在中国是近４０年）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而得到的结论。虽然走这条路会有风险，有困难，也难免有政策上的失误，但是要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我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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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选择。抱残守阙，只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权利，更谈不到扩大其影响。
第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在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精简党政领导机构，克服官僚主义，制止贪污腐化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采取了措施。但是，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发扬民主又必须同时加强法制。中国社会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它领导的军队和地区中实行民主制度，但在革命战争的条件下，民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全国解放后，我们又常满足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这类说法，忽略了实际民主制度的建设。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所谓“大民主”
，其本意是发动最广大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消除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但是这种大民主只会造成自发的群众骚乱，只能起破坏作用。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能适应经济战线上的改革和发展的步骤，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必须有领导地、稳妥地、逐步地推进。当然不能重复大民主的错误。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的同时，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可以说是我们要过的另一关。
社会的多元化是个事实。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至今仍应认为是有价值的。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社会有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不同于处理敌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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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会如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种种人民内部矛盾，确实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
至于多党制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以外有八个民主党派。
我们实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不可能也不应当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
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和改造。许多旧的领导方式不适用了，必须探求适合于新的条件的方式，否则党的领导就坚持不了。社会主义的旧模式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而得到改造，否则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坚持不了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另一项。在中国一部分知识界中存在着不同程度地怀疑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不能靠法律和政治权威来消除这种倾向。我们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形势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挑战。我们应该勇于接受这种挑战，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各种怀疑论和否定论，马克思主义将失去其战斗力和生命力。
中国现在存在文化水平低的问题，在许多人中还存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等方面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后遗症，也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社会生活大变化的反映。
党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但为实现这个任务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有１１亿人口，经济和文化很落后的国家中，必须努力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这对于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是必要的条件和前提。这些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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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为艰难的任务，但也是我们必须和能够完成的任务。
１９８９年５月这是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稿，原来准备给外国朋友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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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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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
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最根本的方针。
在社会上，“马克思主义究竟还灵不灵”的疑问，或者“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想法，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是存在的，现在也还有，这并不奇怪。十年动乱，把马克思主义糟踏得一塌糊涂，难免在一些人中产生这样的疑问和想法。在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上，每当革命发生严重挫折时，在社会上以至党内都曾出现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它在实践中反复受到考验，既经受过成功的考验，又经受过挫折和失败的考验，证明自己有强大的生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端正了思想路线，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把各方面工作搞上去了。事实证明：说“马克思主义不灵”是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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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们现在面临着改革的任务。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把僵化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改变过来。这种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抄，难免遇到一些曲折，产生各种新的问题。在由旧体制转换到新体制的过程中，难免露出许多空子，使那些一心谋私利的人有空可钻。改革的进行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这就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能适应实际生活的变化。在这场深刻的革命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党员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坚定性，以权谋私，把党的利益撇在脑后，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甚至违法乱纪。他们倒不是喊马克思主义不灵，他们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已经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毫无意义。产生这种情形也不奇怪。我们党现在是拥有４００万人的党。
这样一个大的党，又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不可能不在一部分党员中发生思想混乱，不可能没有掉队落伍的人。这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历史地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党的历史，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是不可能没有矛盾的。
“文化大革命”
歪曲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要在党内搞一场“大革命”
，把一大批干部当成所谓“走资派”
，一概打倒。
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认识党内问题。我们党是承认党内有矛盾的，否则为什么要进行整党呢？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力量是什么，主导力量是什么；能否以正气克服邪气，以马克思主义来克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能否正确地辨明党内矛盾的性质，并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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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用教育的方法，又严格地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