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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应由研究者自己负责。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对外开放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
在继承和利用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必须广泛地从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中吸取营养。中国近代，从国外引进了民主主义思想，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引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概念、新方法。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同这些引进分不开的。现在要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必须彻底克服各种保守思想的障碍，改变过去一段时期中研究工作的封闭状态，大胆引进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鉴别、采择、批判、吸取和消化。就一个民族来说，不能利用世界人类文化的总成果，就不能迅速进步，就会处于落后状态；就马克思主义来说，不能从各门学科的新发展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不能在理论上同各个学派竞争和斗争，就不能得到发展。在开放中，外国的学术文化，包括优秀的科学成果和一些非科学的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都会同时进来。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采取什么态度，是我们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不妨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在革命时期的状况。当我们党领导人民以革命手段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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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那些学说传入中国，即使不是为了维护旧制度，也是鼓吹改良主义。那时，我们拒绝这些社会政治学说是可以理解的。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也没有采取一概抹煞的态度。在我们革命胜利并进入建设时期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主要任务从破坏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随着这个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的方针和内容也要有一个转变。但是，我们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没有很好地实行这个转变。因为西方传来的某些政治学说、社会学说笼罩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迷雾，而简单地取消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就是没有做好这个转变的表现之一。这样做是错误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政治学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的最高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学习和继承许多东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生产的组织管理经验，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政治运行以及科学文化建设也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反映在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中。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经验简单地照搬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来，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分析，这些经验是可以供我们借鉴和利用的。我们要从各种外来的思想学术文化中接受人类文明积累的一切优秀成果，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也要对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确实反科学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锻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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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必须坚决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的斗争。
思想领域内的这种斗争，也要通过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进行。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真正克服错误的思想倾向，并且促进科学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改革和队伍建设。
要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得到更快的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本身的改革和队伍建设问题。
（１）
现在科学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相结合，而以综合为主。固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需要分门别类的研究，也不排斥学者个人从事研究；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才能完成。我国社会科学的现行体制只适应单学科的、孤立的、分散的研究，这种状况必须逐步加以改变。对这一点，我们长期重视不够。我们应该把社会科学管理作为一门科学，组织力量进行研究。
在科学研究中，既要加强计划性、组织性，又要充分发挥每个研究单位、每个研究人员的主动性、创造性。对一些重大的综合性研究课题，要组织集体攻关。
（２）
要加强横向联系，改变目前互相分割和封闭的状态。
不但要加强同一学科各方面研究力量之间的联系，尤其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力量的联系。研究机构同实际部门间的联系也要加强。研究工作者要改变不敢研究现实问题、怕承担风险的心理状态，要勇于承担实际部门委托的研究任务。
也希望实际部门为研究工作提供方便和条件，在决策过程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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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者发挥应有的作用。
国际学术交流也要进一步加强。
（３）
要逐步改变单纯靠行政方法管理社会科学的做法。
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当多，要逐步创造条件改革体制，解决问题。
（４）要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建设。现在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队伍老化，青黄不接，缺乏后继的学科带头人，理论水平和知识结构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要注意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对一些优秀的青年尖子人才，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速培养。
（５）
为了提高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决策服务的能力，需要大大加强信息资料网络的建设。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９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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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
科学，一般说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但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它既和社会科学有联系，又和自然科学有联系。通常我们说科学技术时，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很重要。
自然科学中有基础科学，也有应用科学。
没有基础科学的发展，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呢？从历史经验看，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有过重大的失误。
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条，即我们不够重视社会科学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决策没有实行科学化、民主化，没有使社会科学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但是，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探索。可以说，我们对社会主义曾经只有某些很简单的概念，而缺乏科学的认识。
靠着简单的概念，再加上照搬过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一类的经验，就不能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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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严重失误，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大动乱。
比如公有化问题。
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公有制，但只从公有化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出发，而不对公有化的形式、范围等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以为公有制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而最大的公有就是国有，以为国有就是国家直接经营，一切由国家统管起来最好。这种看法和想法已经被实际生活证明是不对的。农村搞合作化不能算错误，但合作化以后很快就搞人民公社，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在１９５８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实在是很草率地、想当然地作出的。在作出这个决策时，对当时的合作化状况并没有作科学的调查研究。
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把所有的小商、小贩、小私有者经营的小店铺统统国有化，好像这样社会主义才彻底，才纯洁，实际上是造成了吃大锅饭的局面，并没有能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全民炼钢”
开始了所谓“大跃进”运动。以为不惜工本，“土法上马”
，就可以使钢产量一年间翻一番，以为只要钢产量翻一番，就可以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既不顾技术科学，也谈不上有什么经济科学的依据，只是简单地沿用革命时代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个简单的“兴无灭资”
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既是一个否定的过程，又是一个继承的过程。要把社会化大生产及其经验继承下来。像大银行、大生产的管理经验，资本主义社会已准备下了，社会主义要继承它。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社会主义也必须批判地继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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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东西。既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又继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东西，这个复杂的过程不是“兴无灭资”的简单口号所能概括的。中国社会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补充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许多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东西，这更是难题。一个简单的“兴无灭资”的公式，就把这个难题掩盖掉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处理不很适当，是和这个简单公式有关的。
以为在原有的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中工商业很不发达）的底子上，加上公有化，加上集中统一的管理，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更是同这种简单公式有关。
所以，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中，这是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科学问题。
在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前期，我们党也曾提倡调查研究，但那时的调查研究往往必须适合于其实并无科学依据的既定的方针政策。虽然党内外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者提供了不同于既定的方针政策的调查材料，但他们被置之不理，甚至反而遭殃。党固然也曾因某些做法事实上行不通而加以改正，但是并没有对为什么发生错误进行深入的探讨。
只是就事论事地改正错误，而不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因此错误也就还会重犯。总之，走了弯路，造成失误，固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落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没有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许多重大决策是凭主观愿望和一些抽象、笼统的概念作出来的，已经过时的老经验和外国的模式也在起作用。
实际上，这些决策没有科学依据，也不要求科学的依据。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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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