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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４胡绳文集
虚幻的，仿佛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存在。有些人在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追逐个人利益，不过是暂时的自我麻醉，反映到社会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酗酒、凶杀、淫乱、青少年吸毒等现象，以及朋克、嬉皮士之类玩世不恭的小群体，所有这些，都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破坏作用，引起那里许多人的忧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出现的一些思想倾向，有许多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流行过的那股思潮的延续。像带有唯意志论、神秘主义、绝对的相对主义、怀疑人类的文明成果、否定历史的进步等等色彩的以各种招牌出现的思想，都不是什么完全新的东西。当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带有新的特点。在这些思想中虽然不乏某些合理的论据，但它们几乎都倾向于否定理智的作用。这种现象突出地反映出资本主义世界理论的混乱。有些欧美学者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股否定理智作用的反理性主义思潮，给法西斯主义披上了一层有学术根据的外衣，有助于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出现。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潮中，反理性主义仍有强大影响，值得注意。
但我们也不能把反理性主义简单地同政治联系起来。
反理性主义倾向不一定就导致政治上反动，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做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在人类的创造思维中，确实有某些非理性的或难以用理性作出完满解释的因素，如灵感、直觉、潜意识等在起作用。但如果把这类因素无限夸大，导致从根本上否定理性的作用，那就和科学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了。
可以断言，这样的反理性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无益而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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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照抄照搬西方的思想理论是很危险的。必须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析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中国介绍外国学说，五四运动是一个高潮。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做这项工作了。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就是一个传播西方思想的重要人物。
在他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曾以客观的态度，对自己所做的传播西方思想的工作，进行了一番反省式的评论。他认为当时他主张输入世界学说，是对的，但是输入的应该是“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
，这样才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他认为自己当时“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虽然他又说，在１９世纪末中国思想界“闭塞萎靡”的情况下，如果不用这种“鲁莽疏阔”的手段，恐怕也不能造成新的局面，但他确是提出了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五四运动以后的状况比起梁启超那个时代，应该说是有了进步。那么现在呢？正像有些同志讲的，在介绍西方思想的工作上还存在比较粗糙的情况，有些问题自己没有弄懂就那么讲了，也是模模糊糊、笼笼统统，甚至存在一些错误。看来在长期封闭之后实行对外开放，对外来思想有一些囫囵吞枣的现象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不过，也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分析批判能力比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又大为增强了。我们已经懂得，对西方的东西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当然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充分认识这个工作的艰巨性，努力把它做得更好。
为了使中国思想界能够更好地从外来思想中汲取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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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促进社会科学的进步，我们要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建立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开辟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的渠道，参与国际学术界为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而开展的活动，既要有独立的分析批判的能力，又要善于同各个学派、各种学术团体合作，研究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些课题。我们常讲，在对外事务中要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斗争，这并不是一句套话，而是我们将要长期实行的正确方针。中国社会科学界应当具有贯彻这个方针的远见和气魄，为世界的进步，为世界的社会科学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总而言之，西方思想的冲击对我们可能是有好处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对待。
我们既要很好地分析西方发展的历史，从中吸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又要善于批判和屏弃那些西方经验证明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也有损于我们事业的不好的东西。这大概就是从我们过去几十年中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的经验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四
要很好地尊重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
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其中有民主的精华，也有封建的糟粕。对封建的糟粕，当然要反对。封建主义在中国影响很深，要花很大力量去消除，包括消除与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相联系着的保守观念、狭隘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相联系的宗法观念、人身依附、长官崇拜，以及其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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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落后思想。我不赞成采取搞运动的方式来反封建，因为现在说的反封建涉及文化思想问题。
封建时代的文化遗留下来，有些已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和行为方式之中，它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个“运动”
所能恰当解决的。
如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扫四旧”那种做法，只会有害无益。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文化教育的发展，来逐步消除传统文化的封建遗毒。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中国长期的文化积累，到底对于我们是个累赘，还是一笔财富？
在世界上，唯独中国历史悠久，连续不断，虽然中间有过分裂，但是总能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很了不起的。到了近代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中国本来也像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有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危险，但中国没有变成殖民地。后来虽然变成半殖民地，终究没有被列强瓜分掉。现在史学界有种意见，认为变成半封建不是一个倒退，我赞成这个意见。当然，没有变成完全的资本主义是历史的遗憾，但是有了点资本主义才叫半封建，比起纯粹的封建主义，这是个进步。中华民族就这样生存了下来，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民主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过，中华民族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中华民族是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民族。鲁迅是一位最能跟中国文化传统中劣根性的东西作斗争的战士，但是鲁迅也非常重视我们的文化遗产。他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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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话是很值得玩味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确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我们当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但精华与糟粕常常混在一起，甚至是相互关联的。怎样去区分，在分析中批判地吸收，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关键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建立在渊博知识基础上的洞察能力，这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具备的品质。我们有责任在自己的科研实践中，解决好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
我们民族文化的内容很丰富，范围很广，一些深层的东西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但总的来说，我们对于一切有利于发扬民族自尊心，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鼓舞人民克服困难奋发前进，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水平，尊重其他民族并向他们学习的东西，都应该保护和很好地加以利用，使之发扬光大。如何利用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来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有待于我们作出努力，加以解决。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历史学危机”的问题。现在史学界有的同志认为史学有危机，我不大相信。社会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历史科学。社会科学不论研究什么问题，都必须探索这一问题的历史，总结过去的经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可以说是历史著作，它研究了在简单商品交换的发展中，怎样产生了货币，货币又怎样发展成资本，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种历史研究。历史学研究对当前的现实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了解世界，就要了解世界历史；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历史；要保护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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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作历史的分析，这些都是历史学的任务。历史学过去研究的范围太窄了，可以开拓，也可以采取一些新方法，但重要的问题是要搞清历史学有什么功能。这个问题解决了，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怎能说它面临危机呢？
五
最后，我要讲一下社会科学战线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经过７０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指导地位，这一点又是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相联系着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要靠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建设，靠大家的进一步努力，而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法律手段。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地要勇于探索和研究实践中的问题，不要回避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思想问题；也要多方面地学习，善于接受人类一切有益的知识。这样，才能使我们手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无论从事实还是从逻辑来看都是必然达到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狭隘的宗派，要尊重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
从这种态度出发，就要以宽广的胸怀团结一切同志，团结一切爱国的理论工作者和一切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有战斗性。这就是说，要勇于和善于消除阻碍我们前进的旧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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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在原则问题上明辨是非。这当然不能靠打棍子，戴帽子。
那种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废除。
战斗性是要有说服力，善于以理服人。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弱点表现在：一怕犯错误，二怕被别人说成是“打棍子”。要消除这两怕。理论上突破和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马克思主义者提高理论水平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也要造成良好的学术环境，还需要时间，需要真正的深思熟虑。因此，要允许有反复、有偏差，甚至有错误，当然也容许改正错误。是否“打棍子”
，要看是否言之有据地说理。如果努力充实理论的准备，提高理论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