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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性如实地展现出来，那么，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科学研究就做得比较充分了。
只罗列材料而没有观点的情形，或者只提出抽象的概念而不谈具体的人和事的情形，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的。但是，至少在一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确有这样的毛病：列举了一些历史的现象，然后得出若干所谓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往往是人所共知的，而举出的历史材料也好像是为了证明其结论而故意挑选出来的，使人感到观点与材料并不是水乳交融。应当按照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对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展开深入的研究。我们所要说明的论点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有血有肉的，和具体史料溶合在一起的结论。
从纷歧错杂的社会现象中看出规律性的本质的东西，又据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这种方法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十分重要的。现实生活就是正在进行着的历史。由于历史研究所处理的是过去的事情，不但其前因，而且其后果都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更便于我们来运用和学会这种方法。科学的历史研究，除了给人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外，又能帮助人们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锻炼自己的认识和思维能力。如果我们能提供更多的历史研究成果，我想，是可以从这两方面给人以好处的。
三
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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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任务。
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并不始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较早的著作家，如湖南醴陵人刘彦，他曾经当过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当过大学教授，当过北京政法大学校长。他在１９１０年出版了一本《中国近时外交史》，已提出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划线。
以后２０年代初，开始有些中国近百年史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因而不能说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且还有其他缺点，但是这些著作，一般地包含有爱国主义的主题。刘彦的１９１０年的那本书，后来在１９２７年扩充改写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
他的书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
解放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也有反爱国主义的。
例如蒋廷黻，曾任过大学教授，当过国民党的外交官。他著有《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他讲鸦片战争，是贬低林则徐而称颂琦善的。
他说林则徐是完全不可取的，而琦善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最好的外交家。他的这种观点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界中也很少有人赞同。他的立场是反爱国主义的。
解放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努力对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状况作出科学分析，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呻吟，提高到理性认识，阐明中国争取民主进步和争取独立斗争的一致性，批判丧失民族自尊心的反爱国主义论调。在爱国主义主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切爱国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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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站在一起。
现在，通过学习中国历史，在人民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也要担负起这个任务。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更应该重视这个任务。
中国近代史可以使人们深刻地认识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来之不易，使人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增强信心，使人们懂得，中国人决不能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但必须要有充分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能够负起爱国主义教育任务也不那么容易。
简单地重复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的著作是不行的，当然更不能靠标语口号式的结论，这里也需要有深入的科学研究。
去年有的杂志发表文章，讨论１９世纪末年美国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这是有意义的。我们对过去帝国主义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需要有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不但由此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政策和策略，而且从这里看出过去帝国主义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我们今天实行的开放政策的本质区别，也可以看到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有些什么事情应该注意。把这类问题提到科学研究的水平上来是必要的。
四
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他们的得与失，很需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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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光掠影的总结。这项工作，我们还做得很少、很差。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虽然在整体上达到了正确的结论，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错误，并且从科学的要求来说，对于正确的结论也没有充分展开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过去在“左”
的思潮影响下出现某些偏向和错误，加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不少错误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学习得不好，运用得不好而产生，这同“四人帮”统治下那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不能相提并论。
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对史料的编辑、考订，以及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看法，我们也要引以为戒。
以前，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如何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近代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并以为只要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业，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就能完成。蒋廷黻就是以这种观点来描述中国近代史的。他赞赏同治年间主持总理衙门的文祥、奕䜣，也赞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搞的洋务，惋惜他们的失败。他认为如果曾、左、李成功了，中国的工业化早就完成了。采取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甚至觉得辛亥革命也似乎可有可无。
至于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认为只是起了破坏作用。
在旧中国，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直接有关当时如何改造中国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要从农业国家走向近代工业化的国家，必须首先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没有独立和民主，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富强国家。在旧中国，有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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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善良的人不懂得这点，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至于奕䜣、文祥、曾、左、李以及张之洞等，是以兴办“洋务”来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他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这种失败和上述善良的人的梦的幻灭，性质完全不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蒋廷黻等学者以为可以继承洋务运动的事业，抵制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们对洋务运动当然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评价。
世界上确实有不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发展成为近代的工业国家的。例如日本就是。但中国没有过“明治维新”。
“百日维新”
是想走明治维新的道路，清末的预备立宪也是想走这条路，但是走不通。不但维新和君主立宪行不通，辛亥革命也没有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历史事实。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不是去否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而是要对这个历史事实给以科学的论证、深刻的说明。
中国是不是要经过革命才能够独立地进行建设，这已经是历史实践中解决了的问题。近代中国，经过长期的革命运动（包括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和以后所进行的长期的革命）
，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这主要是以战争的形式进行的）
，然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这才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把现代化的建设作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新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旧中国所不能比拟的。
虽然我们国家在１９５６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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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没有将中心任务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今天的建设事业是过去革命运动的继续。没有从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长期革命斗争，就没有今天的建设事业。
现在，国内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还有国内外的敌人。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还要和用各种方法来打断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要在这个斗争中保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中国近代历史上，明确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对历史估价的问题，也是和现实生活有关的问题。
五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的阶段。
对这个特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必须认真考虑到。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谓半封建可以说就是半资本主义，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因为是半资本主义，所以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开始属于资产阶级，以后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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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是因为虽然中国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阶段，但是旧中国毕竟并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缘故。它具有同别的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共性，同时，又有它的特殊性。
特殊性主要的就是由于它的前身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而来。由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也不能不面对某些特殊的问题。
在旧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大资产阶级是反对革命的；而另一部分，即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独立地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辛亥革命中曾制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宪法，民国初年也曾经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但只是一纸空文和徒具形式。
中国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它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要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就不出现这个阶段；也不会因为人们想要有这样一个阶段，就出现这个阶段。中国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者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为中国规定的命运就是如此。
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少了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确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制度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