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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公式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灵魂。在这个公式下，既不区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时期，也不对于似乎可以加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种种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甚至乱戴这个帽子，其恶果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对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破坏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势力，当然必须打击。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学会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其中有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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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如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有些东西（如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法）虽然有阶级的烙印，但也必须仔细地鉴别、分析、吸取和改造。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商品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到最高度（比起以往的社会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在未来的社会中将消除商品生产。
但是中国的实际并不是商品生产已经很发达，而是还很不发达。脱离这种实际 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当成可以任意套用的公式，只能起妨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作用。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口号。其错误固然是在于事实上所打倒的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权威，正如同在“走资派”的帽子下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一样。但还可以设想，如果真是有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学术权威，那么无产阶级应该对他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防止他的世界观发生影响，用适当的方法帮助他改造，而同时认真地向他学习，把他的学术学过来，或者批判地吸收下来。既然他是权威，为什么不应该向他学习呢？可以用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政权，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打倒“学术权威”。
考虑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学术权威不是很多，而是太少，这样的口号就更显得荒谬了。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些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规律。只靠这种一般规律，人们所能知道的至多也只是如同前引恩格斯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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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３３
的前进的出发点和进一步发展的总方向。不把一般规律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是办不了事的。如果根据一般规律而设想出“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从“纯洁”
“完美”的抽象概念出发，就只能得出脱离实际的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做坏。
“文化大革命”
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
，又似乎以为，只要靠群众斗争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
、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
马克思在１８７７年的一封信中，提到当时德国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
为此，马克思慨叹地说：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１页）
我们这里说的“左”倾错误也供奉了一些“女神”。它所供奉的虽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女神，而是“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女神，但这二者同样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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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毛泽东同志为使中国革命的理论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曾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独创性的经验，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产物，但毛泽东同志所起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晚年，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体经验，较少去认真地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逐渐背离他历来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由于背离这个原则，当他自以为是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时候，实质上却是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中。从这里，后人可以得到极其深刻的教训。
要纠正这些“左”倾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确的道路，很明显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也就是要恢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传统。要坚决地捍卫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同时又要敢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这样做的。从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党和国家在各方面工作中所实行的方针、政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我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形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坚定不移地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不是简单地回到１９５６年八大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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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的经验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国情，据以确定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而决不能套用什么普遍的公式；别国的经验应该参考，但决不能简单地袭用什么外国的模式。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显然大大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
现在的中国国情，当然和１９５６年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有了很大不同。在近三十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屹立在中国大地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当然是我们据以出发的根本国情。
对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发生的变化，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在这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由此产生的困难和弱点，仍然是必须充分注意的。此外，像中国人口众多，可耕地相对说来很少；中国的资源虽然丰富，但多数还未经开发和利用等，这些当然也仍是在考虑我国国情时所不可忽略的。
在农村中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专业承包的责任制，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行体制改革，特别注意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把教育、科学当作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大力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等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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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在我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有利于我们克服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存在的弱点。
全面地考察和认识我国的国情，从这种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特殊困难，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必然会具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在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又经过三十多年，现在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很大提高，但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是不是因此感到泄气，感到社会主义制度不灵、马克思主义不灵呢？当然不应该。为此而泄气的人，是完全不懂得历史条件本来注定了要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三十多年在历史上不过是一个短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经过两三百年才达到今天的现代化程度。依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仅能够不以广大劳动人民在剥削制度下受熬煎的辛酸和痛苦为代价实现这个过程，而且我们能够，总起来说，用较短的时间实现这个过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做的事，也是只要我们努力得好，就能够做到的事。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科学地总结了过去三十多年的正面反面的经验，我们已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找到了符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我们正在按照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纲领，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这条道路当然还要在实践中更加充分和完善起来。我们在民主革命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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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走出了具有自己的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同样的，我们也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原载《红旗》１９８３年第６期，３月１６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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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有人认为或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是不可取的，中国本来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对这种错误的说法，应该进行一次认真的讨论。
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这不是完满的科学的答复。
西欧资本主义初兴时，有些先进的思想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才合乎人类理性。他们的善良愿望并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进程，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在西欧各国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由于自己内部的矛盾而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之而兴，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发展社会生产，使生产的结果造福于人类，并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等方面，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为了回答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靠抽象地、一般地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劣。我们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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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直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