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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我虽写过两本书和一些文章，但说不上是“权威”。您所说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指名或不指名地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的文章已有过一些。
当然，“学术界的权威”并不是坏话。我国学术界很需要有真正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权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有些人认为他是权威就是权威。其实说不上是权威，但人们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视之为权威，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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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在我国学术界恐怕是有的。
对权威就不可以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吗？
我看是可以的。
真正的权威也不见得在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完全正确。
在我看来，现在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于权威或被视为权威者发表的意见，即使有不同看法，也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敢说出来。我同意您所说的，“这种现象很不正常”
，应该“冲破这种气氛”。情况是复杂的。我也不敢说，对权威提出不同意见，一定不“倒霉”
，但总不至于大倒其霉吧？如果有人因为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想方设法使他倒点霉，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权威，都应当受到谴责。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１９８１年在北京和１９８２年在上海出的是第一版；１９８４年重印的是第一版的“第二次印刷”
，只是就原纸型改了个别宇句，并不像来信所说，是修订后的第二版。我还来不及加以修订，出第二版。如果我现在有时间来进行修订工作，可能要对不少地方做修改和补充。
但是，在学术界一些同志提出不同看法的洋务运动问题上和辛亥革命问题上，原书的基本观点大概不会改。一本书的作者（不论是否权威）不一定因为一看到批评和不同意见，就来改自己的书；批评者当然也不必因为作者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而不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些是不待说的。
现在我要说到大作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不按照您的行文次序说以下几点：（一）辛亥革命中各省“光复”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的书尝试对此作一些概括和分析。
我的着眼点是分析革命派、立宪派、封建势力和以农民和城市平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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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力量的错综关系。大作指出，我对安徽和江西没有提到李烈钧和柏文蔚。
这是一个缺点。
由于当时我掌握的材料有限，对某些省的分析也可能过于简单，结论下得太快。当时许多省的情况的复杂还在于，有了省级的军政权后，也并不就能统治一个省，甚至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政权。我在考察主要省的政权的同时，也注意到这种复杂情形，例如您提到的山西，我在叙述阎锡山在清军进攻下退避晋北时说：“但是山西各处仍有群众性的自发的起义行动，有些同盟会会员也坚持进行了斗争。依靠这种斗争形势，阎锡山终于使袁世凯承认他为山西都督”（１０５４页——大作引用的是上海大字本的页码，这里也用这个本子）。
还提到革命派分子建立的大同军政府和他们进行的战争（１０８０页）。别的省（四川、安徽等）也说到一些，但对这些省的复杂情况可能有说得不够的缺点。
当时，全国各省都存在着革命的主流，正因为这样，立宪派要附和革命，旧势力也要标榜革命。我以为，我们所处理的主要问题是：在有革命主流的形势下，为什么革命派不能掌握各省形势的发展，为什么许多省的政权落到了不是真正革命派的手里。
（二）大作引用了我的书中的话：“从武昌起义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
（１０２８页）。这是在论述武昌起义后湖北政权发展的情况时说的。
武昌起义后，在武汉的形势发展中，虽然没有成形的政党，但革命党人仍进行着种种努力，这也是我在书中说了的。大作对于书中针对武汉情况说的话（还有１０４３页讲贵州情况的话）提出异议，却从全国的情况来进行论证，显然是对这些话作了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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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是当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但并不是说，武昌起义一发生，全国范围都已不存在革命党了。
（三）
大作认为我的论述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准衡量辛亥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我认为，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是有助于我们去分析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问题的。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统一战线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时的革命派同立宪派合作是根本错误的，而要认真考察在这种合作中谁影响了谁。这并不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准来“衡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不是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例如要求他们有完整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分析说明前人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这种要求是毫无意义的）。
大作中也说：“关键是当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歧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否坚持革命立场，抵制、排除保守、反动势力的干扰，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分裂。”我想，这样说是可以的。但并不能以为，这就是要求他们坚持革命立场，进行坚决的斗争，因而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四）大作一开始就指出列宁、毛泽东如何“高度评价”
辛亥革命。我以为，这种总的概括的评价，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不能从这种概括的估价中演绎出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看法。大作中有些说法我以为并不符合实际。例如说，辛亥革命中“形成强大无比的革命势力”。又例如说，“在世界上很少国家像中国辛亥革命这样，从革命爆发，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仅仅用了两个多月。英美法等国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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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都是经过多年革命战争，反复较量后才取得胜利的。“
这无异于说，辛亥革命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取得了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多年才取得的胜利。
但大作又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非常软弱，它领导的辛亥革命夭折了。”又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同封建买办势力进行一个回合的斗争后，就一蹶不振，丧失了战斗力”。对于这些情形，难道不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吗？大作中认为，按照我的书中的描写，省级军政府都成了“漆黑一团”
，那么“在各省军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成为无根之木”。在我看来，南京临时政府并不是无根之木，但也不是根深蒂固。它的命运就表明了它并没有得到各省军政府为其可靠的基础。大作又认为，我的书中既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在辛亥革命时期并未见于实际”
，又承认“在中国国土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
，这是自相矛盾。但是事实上，辛亥革命是挂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但又并未实现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我们只能承认事实并给以说明，而不能依靠逻辑推论来说明问题。
以上是我在读了您的文章后初步想到的几点看法。
总之，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我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
这封信是写给您个人的，但也可以发表。
如果您同意，请您和《近代史研究》杂志编辑部商量一下如何？
胡 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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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０日原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５期，９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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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
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了５天，现在结束了。我在这里说以下几点：第一，对这次讨论会怎样估价？
近年来，各种学术讨论会开得很多，每次学术讨论会，都征集了许多论文，起了推动学术研究的作用。但是，不少讨论会——我这里只是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有一个缺点，就是讨论得不够。有些参加过我们的学术讨论会的外国朋友也有这样的意见。
讨论会的时间被宣读长篇论文占去了，或者虽有讨论时间，却被一两位与会者的未必很精彩的长篇发言占去了。当然，也有些讨论会开得比较好，能够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
我们这次讨论会可以说是开得比较好的一次。
为什么能开得比较好？我以为，有两条说来也很平常的经验：第一是说短话，第二是能够无所顾虑地说出不同的看法。
在有的讨论会上，可以看到，有些同志似乎不大懂得，在学者的聚会上和例如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课是不同的。
在这里，没有必要把人所共知的事情翻来覆去地讲；为了要说出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见解，或者说出问题的疑难所在，在同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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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用五分钟、十分钟发言就可以使人明白了。大家都讲短话，长话短说，才能开好讨论会。至于无所顾虑地说出不同意见，这当然更重要。
学术研究中必然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如果在不同意见和看法间不能交流以至争论，学术研究就会停滞下来。
我们这次讨论会，在很多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虽然经过讨论，但是没有一个问题得出结论。这固然因为这次会议是以介绍情况为主，并不是专门讨论某一个问题；但还应该说，任何有争论的学术问题，都只有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才有可能解决。在讨论会上，如果能够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摆出来，把问题的疑难点揭示出来，或者把在研究方法和其他方面的不利于达到正确结论的障碍揭示出来，我看就算有了成绩。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认为，这次讨论会是成功的。
这里附带说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者，即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问题的人，能否同不采用，乃至不赞成这种观点方法的学者进行讨论？——我以为，这种讨论是能够进行，并且是有益的。如果认为，在任何问题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必然得到这一个结论，而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必然得到另一个结论，那么二者间就不可能进行讨论；要讨论就只能是或者你说服我放弃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我说服你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以为事情并不总是这样。
事实上，同属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可能在同一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当然不可能都是正确的；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学者，也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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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能够在这个那个问题上提出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
我国现在在经济上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