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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不懂得历史的青年说，国民党统治下发展了资本主义，而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对中国就是起了进步作用。按照这种说法，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１９２７年以后是在起着促进中国进步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非要革命不可？为什么非要共产党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不可？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说清楚，而只是讲党内在那里争，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那又有什么意义？
当然，要说清楚中国革命必须从农村出发，以农村包围城市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也必须把社会历史条件说清楚。国民党统治时是搞了一些工业，但是中国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发展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障碍的作用。
托派反对我们党进行革命。他们说国民党的统治代表资产阶级，应该让它发展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前不要进行革命。究竟是托派取消革命对呢，还是我们党坚持革命对呢？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４９年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说明当时的革命任务为什么是反帝反封建，为什么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党，就不能不把眼界放开到中国的近代历史，包括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没有近代史为背景，党的存在和斗争就没有根据。只有从这个背景下面才能说清楚为什么必然会发生革命，为什么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了这个前提，然后才有如何革命的问题。首先是必须要革命，然后才是谁来革命，由谁领导革命。要有共产党，然后才发生党如何进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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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党领导了整个国家，党的历史和整个国家的历史就更加分不开。这些是说研究党史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党史不可能不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密切联系，党史工作者必须注意中国近代史的全局。
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党史工作者对于哲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但不应轻视，而且要充分地认真地去加以研究。近几年来，整个历史研究工作都有一点轻视理论的倾向。历史讲的是具体的事件、具体的问题，好像不需要进行抽象思维。但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不能只是把一件件事情记载下来，而要给以说明，说明各个事件的联系和它们的意义。
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就说不清楚。
历史学不应当成为单纯的史料考据学。我们承认考据对于历史研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历史事实的真象是需要弄清楚的，不弄清楚就谈不上进行科学的研究。党史中确实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人、事件、时间，只要是重要的，当然有必要考证清楚。但弄清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没有经济学的修养，不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
以上是说一个党史工作者要注意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注重理论的研究。此外，作为党史工作者，还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要有很广的知识面。
二、党史工作者要关心现实，关心现实生活中的思想问题。
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研究过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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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因此不能眼光只看历史，也要看现实。
关心现实问题，关心现实的政治、经济，关心党和国家向前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对于一个党史工作者是必要的。对于已往的历史，为什么要特别注意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注意总结某一方面的经验？这常常是为了现实和将来的某种需要。写历史好像是向后看，实际上还是要向前看。我们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搞的所谓影射史学。牵强附会地以过去影射现实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否定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实。
为什么同样一段历史，一代代人要反复地进行研究呢？
如果原来所作的事实判断有错误或解释不准确，固然需要重新研究。但即使没有这种情形，也往往需要重新研究。这就因为每一个时期的人研究过去都和现实有联系。为了现实的需要，对过去被忽略的问题，对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经验，要着重地研究。研究过去是为当前的现实服务的。当然，绝对不许可因现实的要求去改造历史。但在极其繁复的历史事实中着重研究什么，这是和当前的实际有关的。
党史工作者决不能眼睛只看到过去，而不关心党和国家现实发展的情况，不关心当前思想界的状况以及群众的思想状况。前面提出的问题，即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要有中国共产党，就不是抽象地提出来的。从当前现实生活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出发，说清楚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还要看到，对党史中有些问题，或者和党史有关的一些问题，在思想界、文艺界中存在着混乱的看法。例如，在一篇新近发表的小说中，表现了否定全国大陆解放后镇压反革命的态度。
既然有这种看法，党史工作者就有义务说清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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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全国大陆解放后有镇压反革命的必要。人民群众当时对镇压反革命所采取的态度是和这篇小说中的反映完全不同的。这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必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注意到这些，也许研究党史的兴趣就更浓了，针对性也更强了。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指出了目前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持抵触态度”。另外一种倾向是，“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
，“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
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主要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说服教育。党史教育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
三、当前思想学术界提出的一些问题。
目前，历史学界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不够重视，甚至对此抱否定态度。比如，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有人认为中国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观点不对。他们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是生产力，不是什么阶级斗争。他们说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破坏了这种社会环境，因此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甚至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这么久，也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否则中国早已发展到资本主义了。历史学界有不少同志不赞成和批评这种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应该受到批评的。生产力的发展固然是社会发展的根源，但不能脱离生产关系来讲生产力。脱离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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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谈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看不出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
否定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会把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这个基本观点否定掉了。这主要是讲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好像和党史研究的关系不大，但按照这个理论发展下来，很显然就要和党史发生关系了。
脱离生产关系讲生产力，人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来，共产党为什么要闹革命呀？革命不是和中国农民战争一样“破坏了和平安定的环境”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吗？
从生产关系上说，那时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生产力不能向前发展，必须要革命。革命就是要破坏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要认真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
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不能再天天抓阶级斗争，现在有可能也必须保持和平安定的环境来进行建设。但是，就是现在我们也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十二大的报告指出，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有些人认为，现在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好像阶级分析方法过时了，研究历史也不必用阶级分析方法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和用阶级观点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历史问题是两回事。在以阶级对立、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研究革命的历史，不用阶级分析方法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发展生产力，但不能把现在的说法搬到历史研究中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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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联系实际，而不过是影射史学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说在封建帝王统治下，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就可以和平安定地发展生产力，哪有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造成农民大量破产，流离失所，无法生存，揭竿而起，形成农民的斗争。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如果共产党不领导农民起来革命，就能和平安定地发展生产力了，这可能吗？
事实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掠夺，军阀割据，不断进行内战，根本不可能有和平安定的环境。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才有可能和平安定地发展生产力，而为了保卫这种和平安定的环境，还需要进行各种必要的斗争。我们研究党史要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事实出发，不能搞想当然。
把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是不对的，是必须纠正的，但我们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去。我们要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析。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在还有一种观点，说不应当受“两个过程论”的束缚。所谓“两个过程”就是指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毛泽东指出这点是不是正确呢？
过去有些写中国近代史的书，只讲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只讲中国怎样可怜，怎样受欺负，而看不见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被称为“两个过程论”的这个论断，全面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的本质。用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去看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能说是错误吗？这个观点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观察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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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是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各种具体的历史现象？怎么能说“两个过程论”是束缚人的框框，把近代史研究给束缚住了呢？说要跳出这个框框，到底要跳到哪里去呢？有人给了一个含糊的答复，说近代中国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