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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资本论》第一卷，１８７３年第二版跋）
作为历史的研究方法，“论从史出”
的说法看来是适当的。
研究一个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掌握有关的史料，弄清有关的事实真象；从事实材料出发，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得出理论性的认识。所谓理论性的认识，就是对历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规律性的认识。本质和规律性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它们隐藏在繁杂的历史现象之中。研究历史不能止于把历史的表面现象描述出来，而且要对之有所议论。这种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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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深刻，就在于是否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正确的、有价值的议论，当然不能凭空地产生，而只有在详细地、周密地考察和研究史料之后才能得出来。
曾有人认为，如果强调“论从史出”
，那就会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也就是说，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就不能是“论从史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从某种抽象的一般的原理出发，演绎地推论出对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提供我们以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从具体的史料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研究，才有可能达到正确的结论。如果虽然从史料出发，但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研究，那就可能只得出浮浅的、以至错误的认识。
“论从史出”这个提法当然并没有概括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史和论的关系说，“论从史出”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出发点。
叙述，无非是把研究的结果记录下来，但这只有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以后才能进行。那么，为什么又要在形式上把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区别开来呢？因为在我们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的时候，并不是，至少不一定是把研究的过程一步步地叙述出来。
研究的过程往往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
如果把这种过程记录下来，怎样开始接触材料，怎样由于只接触到某些局部的片面的材料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怎样由于接触到更多的材料而对已得出的结论发生怀疑，怎样逐步地达到比较适当的结论等等——这样的叙述可能对读者有益，但这不是历史的叙述，而是研究过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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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这样的叙述方法：先把有关的历史事实描述出来，然后发一通议论，也就是对这些史实作一些评论，例如得出几点经验教训之类。这可以说是“论从史出”的叙述方法。但如果这些议论的确是从具体史实的分析研究中得出来的，那么在史实的叙述中就应该已经能表达出所要作的评论，而最后不过是用概括的语言更清楚地说出这些评论。如果这些议论并不是从具体史实的分析研究中得出来的，那么在叙述中尽管好像是“论从史出”
，却并不能使人信服地看到这些议论是从这些事实必然地得出来的。巨细不遗地罗列众多历史事实，然后加上其实是从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若干议论，二者如水与油一样地并不能合为一体，那就不仅是叙述方法不可取，而且是并没有认真做过研究工作的反映。
所谓“史论结合”
，指的是叙述方法。既然我们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过程是“论从史出”
，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得出某些结论（某些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而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观点）
，也就是弄清楚了哪些材料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弄清楚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对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那么当我们开始叙述时，面前已经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史料。我们当然要用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统率这些材料，叙述这段历史。这就叫作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以观点统率材料，这也就叫作史论结合。
政论文章和叙述历史的文章有不相同处，也有相同处（至于“史论”在很大程度上和政论文章相似）。政论以论为主，但也要有材料。叙述历史的文章以材料为主，但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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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观点。以观点统率材料是一致的。政论的观点是从哪儿来的呢？
和对历史现象的观点一样，也不能是凭空得来的，不能是从书本上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而必须经过掌握有关材料，进行周密的、详细的研究，也就是必须经过调查研究。
对政论文说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也不能不有所区别，以观点统率材料也是叙述方法。
工作方法也是如此。例如，人们常说，在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必须首先抓住中心环节。但怎样才能抓住中心环节呢？
当然不是一眼看去就能抓到的。
必须先做许多工作，对整个“链”的状况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才能知道哪一“环节”是最主要的，是在工作中首先必须紧紧抓住的。在这里，研究过程的结果成为工作方法的开端。
至于史论结合的叙述方法的具体形式，那是多种多样的。
“寓论于史”
、“夹叙夹议”
、“以论带史”
都是可以采取的形式。
总之，这些都属于叙述方法，不能用它们代替研究方法。
在社会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整体中，研究和叙述都是必要的。因此，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都需要讲究。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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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理想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很好，既体现和继承了十二大的精神，总结了十二大以来的新鲜经验，也总结了建国后三十多年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的确如《决议》所说，过去的错误是：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但同时又十分重视文化思想工作，用主观设想的高标准来要求文化思想工作，可以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在经济建设中也搞理想主义。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越大越公越好。农村里初级社不行，马上搞高级社，而且要搞大社，搞人民公社，甚至集体所有制还不行，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城里也一样，一定要把小理发铺、小饭铺、小商店都挂上国营的牌子。已经国营了，再高怎么办？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这样做的效果如何，是大家都知道的。
总之，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顾各种具体条件，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一切从最高的理想出发，实际上是从书本上的条条出发。
在思想领域也搞理想主义。好像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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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要求人们都能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都变成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拿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来说，那时刚刚进入社会主义，人们对新的社会制度不了解，不习惯，有怀疑，甚至有反感。这本来并不奇怪。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毛主席说，在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这话是对的。
但要靠一个运动把右都消灭掉，使中都变成左，这是不可能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受打击的有许多并不真是右派，尽管有些人是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正确的想法。我不同意现在有些人说当时的“右派”是正确思想的代表，但是确有些人因为肯于想问题，敢于讲真话，一下就成了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
；有些人不想也不说，或者说假话，就没事了。这样不但没有解决任何思想问题，反而使一部分人得出了聪明人不说真话的经验。这样做当然也不可能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提出搞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国内外都有强烈反映呢？人们认为，讲改革、开放，就是“放”
，讲精神文明就是讲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收”
，“收”就是要整人。一些人发生这种想法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有过去的经验做根据。因此，在《决议》中，如何提出任务，用什么理想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现在《决议》提出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培养“四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个任务很重，要完成它很不容易。现在搞改革、开放，自然也会有各种不同意见。对任何一条措施，要求所有的人都坚决拥护，是不可能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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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会有怀疑，会有人对社会主义表现动摇。我们承认全体人民在许多方面思想是不完全一致的，由于不同的利益关系，会产生各种矛盾，包括思想上的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最大范围地把人民团结起来，要团结起来就要有共同的理想。
《决议》说：我们的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理想是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港澳台的中国人和海外侨胞都能承认的，它不但反映了广大人民当前的共同要求，而且也是把过去几代中国的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目标付诸实现。用这样的理想来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应该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当然要做到《决议》中要求的广泛的团结，还要做出许多努力。对全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不能那么高。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变成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人，变成共产主义者。
要求提得很高，结果反而落空，走向反面，这是有过去的经验的。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和许多党外的先进分子的最高理想。共产党人一定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并把这个最高理想和当前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模范作用。
怎样看当前思想战线的形势？
一种意见认为思想很活跃，一种意见认为思想混乱。最近有的同志从《文艺报》上看到张贤亮写的一篇文章，对文中说“要为资本主义平反”很反感。
对这篇文章怎么看呢？
张贤亮是个很有才能的小说家。
从这篇文章来看，他其实不太了解资本主义，也不太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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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粗糙的、幼稚的，也是荒谬地对待资本主义的看法当作立论的对象。
按照这种看法，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一切东西都必须否定和排斥。其实这不能代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的看法。
但是应该承认，我们过去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很不够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顶峰，社会主义是可以从那里学一